王堯讓中國藏學走向世界

1、<p>　　王堯：讓中國藏學走向世界</p><p>　　他是“文革”后最早活躍于國際藏學舞臺的中國人，在國際藏學和中國藏學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他的西藏古代史研究引入了古藏文文獻，從而開辟了吐蕃歷史研究的新時期。 </p><p>　　他一生浸淫藏學，是我國著名藏學家、民族史學家、國務(wù)院參事。如今斯人已去，留下14部叢書工具書、27部專著、近200篇論文照耀后學。 </p

2、><p>　　2015年12月17日18時，著名藏學家王堯在北京去世，享年87歲。李克強、張高麗等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敬送挽聯(lián)；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發(fā)來唁電悼念；學界友人和弟子紛紛表達懷念之情。 </p><p>　　二十世紀中國藏學最耀眼的一顆星星隕落了。 </p><p>　　五十五年前，王堯只身北上，奉命到剛剛組建的中央民族學院（后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學習藏文。

3、從這一刻起，他的生命便與西藏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密不可分。 </p><p>　　北上西進 結(jié)緣藏學 </p><p>　　1951年，在“中國藏學之父”于道泉的建議下，中央從各個高校抽調(diào)人才，組織開展藏文的訓(xùn)練。正在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的王堯奉調(diào)北上，到中央民族大學跟隨于道泉學習藏文。 </p><p>　　剛到中央民族大學的王堯，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

4、政府關(guān)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xié)議”的達成興奮不已；對西藏政府代表的穿著打扮和全然不同的語言充滿好奇。但他胸中依然茫然無緒，因為他對于西藏的僅有認識是小學教材中的“西藏地方”，知道那里有達賴和班禪，前藏是達賴，后藏是班禪，達賴親印度，班禪親漢。 </p><p>　　王堯滿懷報效祖國的熱情，投身到藏文的學習中。在《我與藏學》一文中，王堯?qū)懙溃骸跋氲阶鎳男枰?、西藏的需要，我們急于想早日學會藏語，早日承擔起祖國交給自

5、己的任務(wù)?！倍陔x開南京大學前，校長潘菽也語重心長地囑咐他：“要參加到保衛(wèi)國防、解放西藏的偉大斗爭中去，是十分光榮的任務(wù)，是與抗美援朝同樣光榮的?！?</p><p>　　可是，當年僅13歲的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到中央民院做報告時，藏漢語言交流的困難，卻讓王堯如坐針氈―五分鐘的演講，翻譯用了半個小時才詮釋清楚。 </p><p>　　王堯暗下決心，一定要學好藏文。 </p>

6、;<p>　　王堯的學習是從“嘎、卡，噶、阿”的拼讀開始。先學口語，再習藏文，這是他的導(dǎo)師于道泉的觀點。 </p><p>　　于道泉是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開山祖師，精通藏、蒙、滿、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語等多種語言，他廣博的語言知識和寬容謙和的態(tài)度令王堯十分欽佩。從入校之初的諄諄教導(dǎo)到后來的耳提面命，于道泉的學術(shù)理念對王堯影響至深。 </p><p>　　于道泉深知環(huán)境對于

7、語言學習的深刻影響，他將藏語班的教學地點開設(shè)在班禪辦事處后院，這里是北京藏語環(huán)境最好的地方，有機會跟藏族官員接觸，向他們學習語言。 </p><p>　　為了讓學生在更好的語言環(huán)境下學習藏語，1952年，于道泉設(shè)法聯(lián)系了四川康定貢嘎寺，讓王堯等有機會到貢嘎寺學習、生活一年，而王堯也遇到了他學術(shù)生涯的第二位導(dǎo)師―貢嘎活佛。 </p><p>　　貢噶活佛的慈祥和藹很快打消了王堯初上雪山的惶恐

8、和不安，他面帶微笑地用溫熱的大手摸摸王堯的頭說：“??！你姓王，藏名就叫旺杰―旺堆杰伯?！闭f著還口中喃喃有詞，念了幾句咒語給他，送上祝福。 </p><p>　　“旺杰”這個名字陪伴了王堯一生。多年后，想起貢嘎寺的生活，王堯依然縈懷。他用“非常快活”四個字來總結(jié)這段日子，“活佛高僧給我們上課；課下與僧人交流，交朋友。在不知不覺中，我們不僅學會了語言，而且了解了這種語言后的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深層次的文化內(nèi)涵?！?

9、</p><p>　　這一年，貢嘎活佛為他們講授藏族經(jīng)典《薩迦格言》。古典藏文作品讓王堯如癡如醉，他便在隨堂聽講之余，把它譯成漢文，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了兩個多月，后結(jié)集出版。 </p><p>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進藏時，受到廣大農(nóng)奴群眾的熱烈歡迎。王堯也利用現(xiàn)有的藏語知識做了一些簡單的群眾宣傳工作。他當時對于道泉先生的教導(dǎo)感同深受，即只有學好藏文，才能在藏族地區(qū)開展工作，把中央的

10、政策、毛主席的關(guān)懷帶到藏區(qū)去。 </p><p>　　嶄露頭角 善開先河 </p><p>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時，貢噶活佛擔任藏文翻譯處顧問，王堯作為學徒隨侍左右，跟隨貢噶活佛參與討論包括《憲法》在內(nèi)的五部大法的翻譯事務(wù)，解決語詞審定、決定譯名、確立標準、選擇方言等一系列問題。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也在此時來京參會并在內(nèi)地考察，返京時正值藏歷新年。1955年2月23日

11、，藏歷木羊年正月初一，王堯親歷了毛澤東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一起共度藏歷新年的歷史場景。 </p><p>　　1956年，王堯在《中國語文》雜志發(fā)表了第一篇論文《藏語的聲調(diào)》，通過引征例證明確了聲調(diào)是書面語（也就是古代藏語）演變的結(jié)果。從此，這位聰慧的青年藏學家開始嶄露頭角。這篇論文受到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的重視，在《漢語史稿》中加以征引，使王堯倍受鼓勵。 </p><p>　　除了于道

12、泉和貢噶活佛，還有一位西藏活佛對王堯的學術(shù)生涯影響至巨，那就是西藏著名的東噶?洛桑赤列活佛。東噶是西藏東部林芝扎西曲林寺（東噶寺）第八世活佛，曾在西藏若干大寺廟和上密院學習，獲得西藏最高佛學學位“格西拉讓巴”，先后擔任過中央民族學院及西藏大學教授、西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出版過《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學大辭典》《西藏目錄學》等，在國內(nèi)外藏學界享有極高聲譽。 </p><p>　　1960年，中央民族大學開設(shè)藏文

13、研究班，其中有東噶活佛講授的歷史著作《西藏王臣史》。王堯作為助教隨堂作一些翻譯和輔導(dǎo)工作，受益匪淺。他說，“這本書是藏族古代歷史經(jīng)典，語言精美，我曾多次自學，都沒有堅持下去。東噶上師的講解，讓我走上了古藏文研究的道路?！?</p><p>　　東噶活佛與王堯一起共事十余年，又幾次一道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對王堯的學術(shù)生涯影響深遠。他評價東噶“是西藏最為通達的大師級權(quán)威”。 </p><p>　

14、　藏學文獻豐富，在我國各種文字的史料中，藏文資料的數(shù)量僅次于漢文。王堯利用自己的語言優(yōu)勢，尤其是古藏文優(yōu)勢，究其一生，致力于挖掘這個豐富的文化寶庫。 　　敦煌發(fā)現(xiàn)的《吐蕃歷史文書》，用編年的形式記載了吐蕃王朝歷年大事，是研究吐蕃歷史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于道泉當年在法國多次要求復(fù)印這些重要的文獻，均未成功，但從海外帶回巴考等人合著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 </p><p>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于道泉便將此書贈

15、予王堯，并勉勵他：“加油吧，中國人?！睙o法看到敦煌原卷，王堯只好將《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中藏文拉丁轉(zhuǎn)寫還原為藏文，再逐字逐句揣摩，至此方開中國藏學界研究敦煌古藏文寫卷之先河。 </p><p>　　“文革”開始后，王堯遭受了批斗。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潛江“五七”干校勞動改造。環(huán)境雖然惡劣，王堯的研究工作并沒有停下。為了躲避“革命派”的舉報、監(jiān)視，王堯把《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的藏文原文抄寫在小學生練習本上，收

16、于衣袋，在農(nóng)事、炊事勞動之余，隨時翻閱、琢磨，而又不露聲色。然而再怎么謹小慎微，“革命派”無孔不入，王堯藏著掖著的東西數(shù)次被發(fā)現(xiàn)，他也因此被斥“賊心不死”。后來王堯回憶：“三年之內(nèi)，雖然屢遭摧殘、打擊，心力交瘁，但奇跡般地居然把全書譯出，私心竊喜，以為沒有白來‘干?！惶??！?</p><p>　　1972年，于道泉和王堯受命翻譯一個藏文文件得以回京?；貋砗?，他和于道泉兩人每天騎著自行車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在塵封

17、已久的一大堆進口書刊中搜尋、撣土，樂此不疲。他們從《東洋史文獻目錄》中找出藏學研究相關(guān)的書籍，編寫了近十年的研究目錄。 </p><p>　　此時，國外的藏學研究已經(jīng)有了很大進展。王堯很著急，中國藏學失去了“文革”十年的大好光陰，“我們還沒有跟上”。 </p><p>　　1979年，在藏文教師王青山的推薦下，青海民族學院教材科把王堯抄在練習本上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藏文和漢文譯文排印成

18、冊，供同行參考。1980年，該書經(jīng)過修改、加注、考證之后，由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公開出版。初版3000冊很快售罄，至今仍以平妥圓融、風雅宜人享譽士林。 </p><p>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 </p><p>　　1981年8月，53歲的王堯首次應(yīng)邀到維也納參加“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這是中國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學人的身份第一次參加西方世界組織的藏學會議。 </p>

19、;<p>　　“我們與西方世界隔絕已久，平常只聽到一些不友好的消息和對立的報道，不知道在會議上會遇到什么情況，一切是那么難以捉摸?！痹谄岷诘囊箍罩须x開祖國西行時，王堯的心中忐忑不安。 </p><p>　　他為研討會準備了兩篇論文，一篇《藏語mig（目）古讀考》，論證現(xiàn)代藏語口語與文字間的距離，是中國學者實地調(diào)查的成果；另一篇《宋少帝趙顯遺事》，從史料中挖掘出了宋代小皇帝趙顯被蒙古人俘虜后，在薩迦寺

20、出家、翻譯藏文經(jīng)典的故事，至今為人所稱道。 </p><p>　　兩篇論文固然讓與會的國際藏學家們眼前一亮，然而更令他們震驚的是王堯這個人。王堯發(fā)言前用藏語致辭三分鐘，臺下一陣騷動。人們交頭接耳議論著，“He is speaking Tibetan?。ㄋ谡f藏語?。蓖鈬貙W界在當時很少有人能講藏語口語的，王堯給了他們太大的驚喜。 </p><p>　　在國外藏學家眼里，中國人對藏學不重視

21、、水平低，漢族藏學家都不會說藏語。王堯在國際上第一次亮相，顛覆了國外藏學家對中國藏學的認知。王堯也由此與李方桂、張琨、邦隆活佛、噶爾美、烏瑞等國際藏學界人士相識，為中國藏學接觸世界贏得了第一批朋友。 </p><p>　　如果說，王堯在“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的亮相令國際藏學界驚奇，那么，1982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的經(jīng)歷，則讓王堯感到震動，并且深刻認識到中國藏學亟須交流的情況。

22、 </p><p>　　為這次會議，王堯準備了一篇關(guān)于西藏現(xiàn)代戲劇的論文，介紹上海戲劇學院藏語班排演莎翁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盛況。該劇在拉薩上演后非常受歡迎。王堯在會上說，這部戲劇能用藏語翻譯得這么好，“充分表明了藏語其實是很豐富的，現(xiàn)代藏語可以表達世界上任何的文學名著！” </p><p>　　在發(fā)表這篇論文之后，有的外國人十分贊同，有的則認為西藏的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丟失，中國政府在摧毀西

23、藏文化。王堯一方面覺得這種看法十分可笑、可氣，同時也深深感到，中國藏學界的對外宣傳工作跟不上，外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西藏是什么樣。 </p><p>　　在美期間，還有一件事令王堯感到震驚和氣憤。他到新澤西參觀西藏博物館，遇到一位年輕的外國人。對方問，“你覺得這個博物館怎么樣？”答曰很好。外國人隨即質(zhì)問，“你不覺得慚愧嗎？”并緊接著來了一句藏語臟話。 </p><p>　　王堯說：“奇怪了，

24、我們有什么慚愧的呢，西藏的事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外界不了解真實情況，西藏發(fā)生了什么？改變了什么？人民生活的怎樣？總是一味地批評，十分荒謬，不斷地編造故事，令人可笑?！?</p><p>　　既然已經(jīng)深刻地意識到中國藏學欠缺交流，回國后，王堯便和同事著手創(chuàng)辦《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將國外的藏學研究論文譯介到中國。 </p><p>　　當時適逢國內(nèi)在搞“反精神污染”，剛辦了兩期試刊，就有人

25、向?qū)W校領(lǐng)導(dǎo)反映情況，幾乎把王堯的出刊計劃扼殺在襁褓中。好在“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幾經(jīng)周折，試刊兩期，《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終于面世，至今已出20輯，對溝通中外、交流學術(shù)起了重要作用。 </p><p>　　1983年，王堯受法國藏學家石泰安邀請訪問巴黎。在石泰安的安排下，王堯多次到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閱讀敦煌寫卷文書，尤其是反復(fù)閱讀《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一一核對卷號材料?！澳框炇峙?，逐字對讀，發(fā)現(xiàn)我

26、們初版所根據(jù)拉丁文轉(zhuǎn)寫，有若干闕漏、偽誤和脫失，均將其一一訂正?！?</p><p>　　王堯還前往倫敦，讀到了托馬斯教授的《關(guān)于西域的敦煌藏文文獻》四卷本和瓦累布散編寫的《斯坦因搜集的敦煌藏文寫卷目錄》這些珍貴的資料，借閱了黎吉生和查爾斯?貝爾等前殖民政府官員在西藏寫的若干報告的手稿。 </p><p>　　回國后，王堯?qū)懥艘黄蹲罱陣鈱W者對敦煌藏文寫卷研究的述評》，發(fā)表在了《中華

27、文史論叢》上，首開國人眼界。藏學家沈衛(wèi)榮說：“真正把西方關(guān)于藏學的學術(shù)成果介紹進我國，并掀起藏學熱，我認為是王堯教授。王先生最主要的貢獻是在國際藏學和中國藏學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　　上世紀80年代，是王堯?qū)W術(shù)人生中最豐收的十年。除了多次應(yīng)邀參加國際藏學學術(shù)會議，結(jié)交眾多學界朋友，王堯一生最重要的三部學術(shù)著作《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和《吐蕃簡牘綜錄》都先后于這十年間問世。之前，王堯主要從語言和文學的角度來了解、研究和介紹

28、西藏，從80年代初開始，他轉(zhuǎn)入對敦煌古藏文文獻和西藏歷史的研究，從而開辟了吐蕃歷史研究的新時期。 </p><p>　　1985年，在慕尼黑召開的國際藏學會議上，王堯終于不再是惟一一位與會的中國代表，東嘎?格桑赤列活佛與他并肩出席，并成了會上的明星，每天開完大會，還要舉辦小型“接談會”，解答國際友人們的問題。到了1998年，印第安納大學舉辦的第八屆國際藏學會議上，中國代表足足有28位。 </p>&

29、lt;p>　　滋育英華 遺澤深厚 </p><p>　　在王堯看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人生最大的快意。在他的親炙下，一批批的晚學后輩消除了事業(yè)選擇的疑慮，堅定了投身于藏學研究和西藏文教事業(yè)的志愿。終于鍛造出一支漢藏兼通、學風鮮明的藏學勁旅，成為中外藏學研究舞臺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其中不少學者已是當今西藏歷史、佛教、藝術(shù)等領(lǐng)域的翹楚掌門。 </p><p>　　陳慶英是改革開放后

30、王堯指導(dǎo)的第一個古藏文專業(yè)的研究生。他原本報的是藏語文學方向，后來卻轉(zhuǎn)向了王堯的研究方向“敦煌古藏文專業(yè)”。陳慶英至今記得王堯給他上課的情景：“他就教我一個學生，連教室都沒有，在他家里上課。先生的口才非常好，有時候幾個詞，就能講一上午?！?</p><p>　　王堯還有一個特別厲害的本領(lǐng)，至今為人稱道，就是能把不是他的學生變成他的編外學生，成為中國藏學界的佳話。 </p><p>　　中國

31、人民大學教授沈衛(wèi)榮就是如此。他本在南京大學學習蒙古史，歷史典籍中，很多是用藏文書寫的，為了更深入地研究，1984年，沈衛(wèi)榮北上，求教于王堯。一年后，沈衛(wèi)榮深覺藏學博大精深，便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zhuǎn)到了藏學，終成一代藏學研究的大家。 </p><p>　　“是王堯先生引我登堂入室，如果沒有他，我不會研究藏學。我去德國波恩大學攻讀博士，主要研究藏學，也是王堯先生推薦的，那些珍貴的藏學史料，也只有在王堯先生家中才能見到?！?/p>

32、沈衛(wèi)榮回憶道。 </p><p>　　在藏學界，王堯的大量藏書堪稱國家瑰寶。幾十年來，這些書籍伴隨著王堯先生從事著藏學研究。 </p><p>　　王堯愛書，卻更愿意成全讀書人，不獨占書山。這幾年，他將自己的大量藏書，尤其是珍貴的外文藏學文獻，捐于中央民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fù)旦大學等眾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包括各個版本的全套大藏經(jīng)。王堯說，這個資料不能在我家里睡覺，要發(fā)揮更廣泛的作用，讓

33、更多的學者和后學能借助這些資料。 </p><p>　　見證歷史 結(jié)交班禪 </p><p>　　王堯早年專治藏族文學，曾以翻譯《薩迦格言》等藏文文學作品、研究藏族戲曲而蜚聲學界；中年則專治藏文歷史文獻，通過對最古老的藏文歷史文書的收集、整理、翻譯和研究，為吐蕃歷史研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到了晚年，王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文章，擅用文學的筆法，將藏傳佛教之甚深密意、藏族歷史之錯綜復(fù)雜、

34、藏文文學作品之優(yōu)美奇特，形象生動地傳遞給讀者。 </p><p>　　王堯十進藏區(qū)，六入拉薩，被稱為最懂西藏的漢人。凡是與他有所交往的人，無不為他淹通今古的學識所折服。藏族友人親切地在他的藏名“旺杰”之前冠以“通司”（譯者）二字，以此表達對他誠摯的贊許和尊敬。 </p><p>　　在參與西藏工作中，王堯更是與十世班禪結(jié)下不解之緣。他多次擔當十世班禪晉見毛澤東的現(xiàn)場翻譯；在編寫《中國大百科

35、全書》宗教卷“歷輩班禪大師”和“當代班禪大師”兩個詞條時，王堯又多次與十世班禪接觸。十世班禪也曾邀請王堯的父母家眷到其佛邸一起用餐，這是藏族中尤其是活佛喇嘛中的最高禮儀。 </p><p>　　1989年，國家決定在扎什倫布寺修建五至九世班禪合葬靈塔。本來，十世班禪邀請王堯同行進藏，但他當時因有出國任務(wù)不能前往，誰知，這竟成了兩人的永別。 </p><p>　　多年后，十一世班禪延續(xù)起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