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英]阿克頓

1、《自由與《自由與權力》力》[英]阿克阿克頓阿克阿克頓：生平與學：生平與學說當阿克頓勛爵于1902年辭世時，他的名字并不為一般公眾所熟知。新學子們也許知道，他是他那個時代最博學的人士之一、劍橋大學史學教授、大部頭《劍橋近代史》的主編。還有些人也許記得多年以前他可能被天主教會革除教籍的傳聞，或較為愉快地想起有關他在哈登拜會格萊斯通先生或在溫莎城堡陪侍女王的報道。有關的回憶雜七雜八，各色各樣，大概正可證實阿克頓本人的感覺，即他的一生碌碌無為。

2、阿克頓如果依然在世，想必他更樂于接受自己現(xiàn)在的名聲。他的格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已廣為人知，并成為每天報紙上的社論主題，而且他被尊為自由主義預言家和史學大師，聞此當會令他感到欣慰。即使他不能斷言自己的一生特別出眾，他也可以斷言，他已凸顯了自己最為珍視的兩種觀念——自由和道德。如今，阿克頓已獲得了一個次要預言家的地位，然而再現(xiàn)他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一生卻不是件易事。他的思想不僅超越了孕育它們的時代，而且他的生平細節(jié)和背景

3、，也常常與那個時代常見的畫面不相協(xié)調。由于和不同的國籍與貴族世系相聯(lián)系，他最大程度地超越了19世紀中葉在英國似乎根深蒂固的島民心態(tài)乃至狹隘意識。約翰愛默里克愛德華達爾伯格阿克頓，1834年生于那不勒斯。據記載，他的父系祖先早在14世紀初就占有位于什羅浦郡的奧得漢姆家族領地。18世紀，這個家族中具有冒險精神的較年輕的一支，轉而效忠法國，繼而效忠意大利。阿克頓的祖父，即約翰阿克頓爵士，博得了那不勒斯女王的寵愛，從冒險者一變而為那不勒斯的首相

4、。由于家族中較老的一支于1791年絕嗣，約翰爵士得以繼承準男爵爵位和領地。他的43年后出生的孫子，不贊成祖父這種有違成規(guī)的經歷和生涯——其中包括作為巴勒莫恐怖統(tǒng)治的頭目的一段時期——并拒絕繼承他應當從這筆意大利財富中得到的錢財。阿克頓的母系祖先更為可敬，對他的性情影響也更大。達爾伯格家族是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統(tǒng)治下的首批貴族，甚至自稱有著基督耶穌一位親戚的后代這種不易證實的尊榮。如同阿克頓家族一樣，達爾伯格家族不斷改變著國籍，和帝國共享著顛

5、簸的命運。據說，若有人想寫一篇有關國籍和住所的論文，可以拿達爾伯格公爵一家頻繁的遷移和地位變化作為素材。最后，達爾伯格家族在王政復辟時代(theRestation)投靠了法國，成為受封貴族。家族莊園繼續(xù)維持在萊茵地區(qū)的黑恩斯海姆。阿克頓之父，理查德爵士早年即逝。家族因其繼父而獲得另一個顯赫的姓氏：利弗森勛爵，即后來的格蘭維爾伯爵第二。利弗森高爾斯家族在輝格黨的貴族階層及英國外交和政界中一直聲名赫赫。阿克頓的繼父接續(xù)傳統(tǒng)，擔任過約翰羅素勛

6、爵和威廉格萊斯通的自由黨內閣的外交大臣。阿克頓的世界主義情懷不只是個信條或修養(yǎng)的問題，而是他整個生命的本質。他早年是在那不勒斯、巴黎、黑恩斯海姆、奧得漢姆、倫敦等處的家族住宅中度過。他不久即可用幾乎同樣流利的意大利語、法語、德語和英語交談和寫作。后來，他在餐桌邊使用幾種語言，以方便和全家人之間的交流：他用英語和孩子交談，用德語和巴伐利亞出生的妻子(阿克瓦利伯爵的女兒、阿克頓的表親)交談，用法語和弟媳交談，用意大利語和岳母交談。達爾伯格家

7、族，如同絕大多數(shù)巴伐利亞貴族一樣，一直是天主教徒。阿克頓一家在18世紀也改宗天主教。阿克頓夫人和利弗森勛爵的婚姻協(xié)議中有一條即是，她的兒子應在她的信仰下?lián)狃B(yǎng)成長。繼父的英國圣公會信仰，似乎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影響阿克頓童年時代虔誠和正統(tǒng)的天主教觀念，盡管對于他進入英國偉大的清教徒家庭不無重要意義。實際上，他所受到的教育，突出反映著19世紀后半期天主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學派。在巴黎，他曾短期師從杜龐盧；長期就讀于威斯曼主教任校長的英國奧斯

8、科特天主教學院；在慕尼黑，他在杜林格的指導下，完成了相當于大學水平的教育。杜龐盧曾一度卷入天主教在近代的一次最有意義的嘗試，力求重新論述教會和國家的關系以滿足政治自由主義的要求。威斯曼是一場新的教會運動即教皇至上論的精神領袖，這一運動直接針對自由國家，意在恢復教會的一些已沉寂的權威。杜林格是位杰出的學者和自由派人士，鄙視威斯曼所支持的原則，曾帶頭反對庇護九世所主張的教皇權利并因此失去了教籍。阿克頓于1850年到達慕尼黑。這是個重要的日子

9、，因為杜林格影響了他此后的一生。正是杜林格，用自己對求識和學問的尊敬鼓舞了他，這種尊敬后來使師徒兩人一起，陷入了同教會里一些勢力的沖突，他們自稱擁有審查學術發(fā)現(xiàn)并決定是否把它們公之于眾的權利。學術自治的原則，即杜林格教誨的關鍵所在，是阿克頓全部政治自由主義哲學的核心。據說，阿克頓認識每一個值得認識的人，讀過一切值得一讀的東西，這兩種優(yōu)秀品質，即是從此時開始。他飽覽史學、哲學、文學和神學方面的書籍，開始搜集藏書，后來數(shù)量變得極為可觀。他周

10、游各地，曾和杜林格一起在歐洲大陸做假期旅行，在親戚埃爾斯米爾伯爵的陪伴下訪問美國，1856年作為格蘭維爾勛爵的秘書隨訪俄羅斯。他同英國、歐洲大陸甚至美國的幾乎每一位重要的神學家、史學家和天主教平信徒，以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建立了私交。他不僅生為社會中貴族階層的一員，而且很早就在知識、宗教和政治精英中間獲得了類似的地位。1859年，阿克頓25歲時，擔任了英國天主教雜志《漫談者》(Rambler)的主編，他熱情有余但謹慎不足地倡導

11、國人邁上真正的求知之途(惟有德國人所掌握的那種求知方式)，并且啟發(fā)他們了解自己真正的政治志趣。天主教會的某些權威人物早已被《漫談者》所激怒，認為它的態(tài)度不夠恭敬。就在阿克頓加入該刊物之前，英國最著名的改宗者約翰亨利紐曼作為主編，一直在為安撫教會人士做著徒勞的努力。在阿克頓的主持之下，幾乎每一期都借機強調這樣一種道德觀：信仰與知識、宗教與科學應當和睦相處，不要相1870年7月，教令正式頒布：教皇依其權威獨自決定有關信仰和道德的任何教義時，

12、永無謬誤。在經受許多良心折磨后，大多數(shù)少數(shù)派主教服從了教令。包括杜林格在內的另一些拒絕服從的人被革除教籍。他們建立了舊公會(OldCatholicChurches)。阿克頓作為平信徒，不必自動要求自己服從教令。8月份，他發(fā)表了致一位屈服的少數(shù)派主教的公開信，譴責他沒有堅守原則。10月份，他為《北不列顛評論》寫了一篇論述會議的文章，以最激烈的言辭重申他的批評。直到1871年春季，他的文章《教皇和公會議》才被他譯成德文發(fā)表。然而，當舊公會在

13、同年9月成立時，阿克頓卻沒有加入。阿克頓在自己的一篇私人筆記中解釋說，杜林格將革除教籍視為“解脫”，因為他堅信誰都不應主動脫離羅馬教會。阿克頓對此頗有同感，他批評法國史學家歐仁米紹說：“還沒等大主教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就自行了結了?！彼J為，此時主動脫離教會，等于默認了新教義之前數(shù)百年中羅馬的行為，因為這種行動等于假定，在永無謬誤教令宣布之前，羅馬并未受到異端邪說的玷污。兩年后，阿克頓有機會再次運用這個論點，不過是在另一次爭論中。格萊

14、斯通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攻擊梵蒂岡的教令改變了英國天主教徒的地位。他認為，他們在1826年就獲得了解放，因為他們承認自己是王國的忠實臣民，而現(xiàn)在卻不得不轉而首先效忠于羅馬。在致《泰晤士報》的一封信中，阿克頓回應說，教令實際上沒有賦予教皇地位比它通常所要求的更大的世俗權力，過去使這些要求無效的實際條件依然存在——換言之，“7月之前”的教會不比“7月之后”的教會更好?！短┪钍繄蟆返囊欢紊缯摪阉f成是拿著教令不當回事的人。大主教曼寧隨即發(fā)難，要

15、求阿克頓解釋教令，并保證沒有異端的意圖。阿克頓回答說，他既無個人解釋，也沒有異端的打算，而且他認為自己既無義務也無資格介入神學討論。但這并沒有平息曼寧的不滿，盡管阿克頓本人堅持正統(tǒng)，使他所在教區(qū)的主教感到滿意。曼寧惱羞成怒，以將事端訴諸羅馬相威脅，但是結果不了了之。有人推測說，阿克頓是位非常重要的平信徒，羅馬不愿舍棄他，而且革除他的教籍，會使教會的批評者抓住把柄。教會不愿責難阿克頓是可以理解的；不好理解的是阿克頓對教會的服從。關鍵的事實

16、似乎是，阿克頓是個虔誠且身體力行的天主教徒，對他而言，脫離教會將是極其痛苦的。此外，作為他這種宗教本能的支柱，他可以利用兩條原則來認可自己的異見和服從：一是區(qū)分暫時的易錯的教會組織和永恒的正確的教會的原則，二是從杜林格和紐曼那里接受下來的發(fā)展的原則，堅信既然組織與教義在時間進程中發(fā)生著變化和進步，一切不道德和非基督的東西終將消失。他也可以從這種想法中獲得安慰：一個平信徒的服從不同于神職人員的服從。例如，作為一名教士，杜林格如果表示服從，

17、就不得不傳布他認為是虛假的不道德的教義，因此有敗壞他人靈魂之虞；而阿克頓只對自己的靈魂負責。他本人應當就深思熟慮的個人決定有最后的發(fā)言權。他在一則筆記中簡略地解釋說：“我不能為公會議或它的決定辯護；然而我總是承認教會對二者的接受可以彌補其缺陷。這是一種純粹的服從行為，其根據并不在于我放棄了反對教令的打算。”盡管他繼續(xù)反對他所謂的教會組織的罪行，但高潮已經過去。他投身于閱讀和研究，并計劃他的杰作即《自由史》的寫作。他認為這是一部過去從未有

18、人寫過的最偉大的著作。兩篇論文《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在1877年作為演講發(fā)表，它們可以視為隨后的里程碑式研究的序幕。數(shù)百冊筆記、精心收集的手稿以及他的藏書中上千卷批注過的書籍，都證明了他傾注于這項工作的關切、奉獻與想像。然而，早在1880年他就開始懷疑，他這項畢生的著作有可能無法完成。瑪麗格萊斯通(即后來的瑪麗德魯夫人)使他注意到亨利詹姆斯的一篇小說《未來的圣母像》，描寫一個藝術家用一生的時間設想他將要創(chuàng)作的一幅巨畫的畫面；他

19、死后，人們走進他的工作室時，發(fā)現(xiàn)畫架上的畫布空空如也。阿克頓隨即稱他的《自由史》為“未來的圣母像”。許多人推測過阿克頓明顯不多產的原因。一種說法是，《自由史》勢必招致教皇的非難，這種認識使他放棄了計劃。然而，他已刊行的論文并沒有屈服于教會的偏見，足以在《禁書目錄》(theIndex)中占據一席之地。另一種說法是，他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真相仍不明朗，若沒有對其重要事件之一做出評價，《自由史》便無法構造起來。然而，《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演說集》卻表

20、明他有相當?shù)淖孕?，在這個主題上并無多大顧慮。一個更為流行和更令人滿意的解釋，則是以他的雄心壯志過于宏大為根據。因為，即使有人飽覽了阿克頓認為相關的大量思想和事實，他也難以駕馭它們。阿克頓曾談及杜林格，“他因博學而無法寫作?！边@一評價也許同樣可以作為他自己的墓志銘。博學并非惟一的困難。把全部歷史、哲學、神學、法律——簡言之，文化的全部內容——都納人自己的研究范圍，再進一步為自己裝備上最嚴格的歷史學方法，這難免地會引起沮喪。阿克頓對杜林格—

21、—事實上，杜氏確曾創(chuàng)作出一些扎實的著作——的另一個評價也很說明問題：“資料不完備他不會動筆，然而對他而言，資料總是不完備?！倍帕指癖救穗m然無意，卻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阿克頓遲疑不決的寫作態(tài)度。在與羅馬的所有早期沖突中，他都是阿克頓的支持者和盟友，在梵蒂岡會議的問題上持堅定的立場，結果被剝奪了教籍。行為似乎并非如此不可妥協(xié)的阿克頓，卻很快感到杜林格的道德原則是不嚴謹?shù)摹０⒖祟D批評說，他已放松了道德的要求：他為掩飾某些罪行提供辯解，談論可以理

22、解的時間和地點的壓力，沒有充分意識到道德問題的緊迫性。這種指責無論在語氣還是內容上無疑都是過份的?？紤]到可能是導致兩人疏遠的第一個重大事件的背景，這種指責更值得注意——杜林格為一篇論述杜龐盧之死的文章作序，該序以一種大度的精神紀念一個反對者。杜龐盧就像法國的其他“自由派天主教徒”一樣，早年便背叛了自己的大部分自由主義原則，既支持1864年《邪說匯編》，也支持永無謬誤教令(盡管他認為它的宣布是不合時宜的)。阿克頓認為他是個教皇至上論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