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蛻嬗與真美會融——以岑仲勉、陳寅恪為中心的“20世紀詩學考據學”之研究_41366.pdf

1、援引考據方法以研治中國古典詩歌的“詩學考據”,堪謂中國詩學中一個存在已久且影響廣遠的學術類型。然考據主真,詩藝求美,如何將此二者融匯于一體,始終為一難題。二十世紀學者中多有措手“詩學考據”者,本文僅以唐詩學研究最為代表的陳寅恪與岑仲勉為例,藉論析各自詩學成果中考據進路表現之不同,以嘗試探討真正將考據與詩美發(fā)現貫通一體的“詩學考據學”何以可能。
　　二十世紀以來,種種偏見之下,考據之學往往易被狹隘化、固定化為一資料之學、文獻之學。梳

2、理上世紀初葉劉師培、胡適、梁啟超等對清儒考據之學內在進路的辨分,陳垣、嚴耕望、顧頡剛等對史料研究與史學研究的析理,斑斑可見考據進路不同則學術關注點自有偏向。此一點,猶為明顯的體現于岑仲勉與陳寅恪的唐史研究實踐之中。從岑仲勉對陳寅恪之學術批評可以清晰看出,岑氏側重于史源追查下的文獻考據,與陳寅恪建立在史料整理基礎上而又不乏“史料超越”視野的歷史考據,堪謂現代文史考據之學不同學術進路的集中體現。
　　就學術研究方法而言,兩種考據進路本

3、未可強作軒輊。然施之于詩學,則前者更凸顯為對有唐一代詩學文獻之整理,而陳寅恪的詩學考據則更多一份詩性眼光與詩美發(fā)現。由此來看二十世紀以來的“詩學考據學”,有三個問題不容忽視。一是盡管考據型詩學研究在中國詩歌研究史上淵源已久,但作為一種現代學術的“詩學”之所以要講考據,還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理由;二是作為一種獨特學術類型的“詩學考據”,實有文字考據、文獻考據與歷史考據三種不同進路,各自皆有其需要關注的內在問題;三是岑仲勉與陳寅恪所標識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