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太常研究_18231.pdf

1、官僚制度的研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由于歷代正史特重政治史，對于攸關政治運轉的職官制度特別是中央職官制度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從漢至唐，中央職官系統(tǒng)最大的變化莫過于從秦漢的三公九卿制度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的演變。三公、三省、六部的研究已經(jīng)日趨嚴密，而對于漢唐時期九卿制度的詳細研究則相對較少。一則限于史料，九卿系統(tǒng)遠不如上述三類職官系統(tǒng)的史料豐富；二則由于九卿制度本身涵蓋官職極多，逐個進行研究工作量極大。其實，魏晉南北朝時期作

2、為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其中職官制度的每一項元素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時代的影響，九卿系統(tǒng)自然也不能例外。由于此問題涉及職官太多、牽涉的知識面太廣，本文擬從九卿中挑取太常一職先行考索，主要分析太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演變及其意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太常系統(tǒng)比較穩(wěn)定，具體行政上基本沿襲兩漢之舊，這大概是因為太常在這個時期不是實權部門的緣故。三國太常職掌基本沿襲兩漢，以宗廟禮儀為主。其官職品級與地位都較高，一般任太常者有機會升至官員的最高層，如司

3、空、丞相；或者以太常終官。孫吳太常則多領尚書事，以便輔政。兩晉時期太常的變化，就其內(nèi)部而言，在于設立國子學這一新的教育門類；外部而言，東晉正式設立祠部尚書，對太常的職能及其行使產(chǎn)生了一些影響，南北朝時期也正是圍繞太常和上述部門及其職能的關系發(fā)生變化。太常下屬的職官，除了專司教育的諸博士以外，如太史、協(xié)律校尉、太樂、太廟等職官，多是兩漢舊官。他們有的需要專門的知識才能勝任，但都與“制禮作樂”等禮儀性質(zhì)的事情有關。從太常系統(tǒng)內(nèi)部這些職官的設

4、置，可以看出太常管理事務的繁瑣，這也是為什么有的官員不愿任職太常的原因。 對于太常系統(tǒng)來說，此期最大的變化當是東晉祠部尚書的設立。據(jù)嚴耕望先生《論唐代尚書省的職權與地位》的研究，我們知道唐代的太常寺歸禮部尚書管轄。但是，我們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尚未見到由祠部(禮部)尚書直接領導太常的例子。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總的趨勢是尚書省與九寺卿監(jiān)之間逐漸產(chǎn)生對應與領導關系，具體到太常系統(tǒng)，卻只能說處于尚書省的領導之下，雖然祠部尚書與太常之間必然在

5、事實上已發(fā)生了某種對應關系，但限于史料，還不能說二者間的關系已像唐代那樣整齊、嚴密。 就太常系統(tǒng)內(nèi)部而言，西晉設立國子學，使兩漢以來傳統(tǒng)的太學受到影響。門閥勢力的逐漸強大，國子學成為貴游子弟的就學場所，太學不為人所重。這本來就是一個門閥士族“平流進取，坐至公卿”、“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的時代，門閥子弟之不愿亦不屑從事于學術活動自屬必然，結果自然是“博士倚席而不講”，無論是新設的國子，還是舊有的太學，都處于衰弱狀態(tài)，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