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代應對生物災害的主要策略

1、<p>　　論清代應對生物災害的主要策略</p><p>　　摘要：在應對生物災害方面，清人注重理論宣傳，以統(tǒng)一思想，解除人們捕殺有害生物“違背天道”、“不仁”等的心理負擔；加強以技術輔導為主的經(jīng)驗總結和傳播；重視相關的組織和協(xié)調(diào)。這些對當代自然災害的防治，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p><p>　　關鍵詞：生態(tài)思想；生物倫理；動物災害；清代荒政 </p><

2、p>　　自然災害總是以物質(zhì)的形態(tài)出現(xiàn)，物質(zhì)力量只能用物質(zhì)力量來摧毀。如果沒有以物質(zhì)力量為工具的防災抗災救災，歷代封建社會傳統(tǒng)的修德修政、祭祀祈求等，對消除災害將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以物質(zhì)力量切實地抗災救災，那么，修德修政就可能增強抗災救災的力量，而祭祀祈求也就有了神道設教的意義，也可能促進防災抗災救災。朱錦琮《治經(jīng)堂集》卷十五《祭蠟除蝗記》云：“古有祭蠟典，無捕蝗法，此圣人以神道設教也。”②所言甚確。在清代，應對蟲災、獸災這些生物災

3、害，即使是主張修德修政、躬行虔誠祭祀祈求的官員或者士人，也幾乎都是不僅僅以這些手段為限，其重點還是在切實的捕殺或者驅(qū)趕。清人有大量關于修德修政、祭祀或者祈求神靈相助消除動物災害的文章，其中反對捕殺的是極少數(shù)。實際上，許多官員或士大夫祭祀或者祈求神靈以應對自然災害的行為，幾乎都是神道設教，切實的捕殺才是清人真正的應對措施。 </p><p>　　關于應對生物災害，和此前相比，清人在三個方面有所超越，筆者擬就此作些探

4、討。 </p><p><b>　　一、統(tǒng)一思想認識 </b></p><p>　　自然災害具有社會性，應對包括生物災害在內(nèi)的自然災害，必須爭取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的積極參與。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統(tǒng)一認識，做好廣大社會成員的思想工作。捕殺形成災害的動物，在當時至少有兩大思想方面的難題。 </p><p>　　第一，捕殺是否違背天道？ </p

5、><p>　　在“災異說”的理論中，動物災害是上天對某地方的警示和懲罰，那些動物是奉天命而來，那么，人們?nèi)绻稓⑺鼈?，豈不是和上天相抗？這些動物都是天地自然生成的，體現(xiàn)著陰陽的平衡，捕殺它們，豈不就有違“天和”，破壞大自然的和諧，而會導致更大的災難？漢代“災異說”流行以后、唐代姚崇以前沒有大規(guī)模捕殺蝗蟲的記載，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姚崇以后，捕殺蝗蟲的實踐漸多，宋代思想精英沖破“災異說”的迷霧，因此，宋元明三代對捕殺蝗

6、蟲等災害動物，極少有人站在“災異說”的角度予以反對和懷疑。清代，“災異說”中興，與此相應，自然有人會對捕殺災害動物有懷疑，由此影響到百姓。傅桐《梧生文鈔》卷八《為景京兆檄屬城捕蝗》云：“或謂蝗為天蟲，是由天災。祈禱宜虔，攻驅(qū)非策。循是而談，尤為大謬?！笨梢娙绱恕按笾嚒钡娜耍_實存在，而且力量和影響還不小。陸繼輅《崇百藥齋文集》卷一《野鴨謠并序》云，宜興野鴨萬余食稻殆盡，而村民“前村鳴金后鳴鼓，老農(nóng)焚香巫媼舞。巫媼舞，神所憑，射殺神鴨罪匪

7、輕”②。于是，當?shù)厝司谷徊桓也稓ⅰ?</p><p>　　第二，捕殺是否違背“仁”？ </p><p>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國社會，幾乎具有至高無上的道德優(yōu)勢。“仁者愛人”，在先秦，“仁”所覆蓋的對象，是不包括動物的，《呂氏春秋》的《愛類》中還特別明確了這一點。宋代理學家把“仁”覆蓋的對象由人類擴大到動物，程顥甚至怕自己“不仁”而放過蝎子。宋代的放生也幾乎都不打佛教的旗幟，而是

8、打“仁”的旗幟?？墒?，理學家朱熹做地方官的時候，領導百姓捕殺蝗蟲以消除蝗災，則絕不含糊。明代許多理學家也接受宋代理學家對“仁”的闡述，在他們那里，“仁”也是覆蓋動物的。可是，明代理學家明顯有忽視具體的經(jīng)國濟民事務的傾向，在百姓中影響不大。一些實干家如徐光啟等，又多從具體的技術方面考慮。因此，空談和實干，各行各道，矛盾就沒有明顯體現(xiàn)出來。一方面清代程朱理學進一步普及，信奉“仁”覆蓋動物的人就多了，不可能不大規(guī)模地影響到百姓。另一方面，務實

9、成為知識界的新風尚，理學家不可能不受到影響。實際上，許多有名的理學家，也是經(jīng)國濟民的實干家。既然“仁”覆蓋的對象包括有害動物，那么捕殺災害動物，豈不是“不仁”？既然是“不仁”，哪里還談得上“修德”？既然和“修德”背道而馳，那么災害怎么能夠消除？如果不相信“修德”可以消除災難，</p><p>　　這些現(xiàn)在看起來非常簡單的問題，在當時社會，確實有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其中竟然還包括許多官員。官員和士大夫自己必須在思想上

10、解決這兩個問題，然后還要幫助抗災的主力軍百姓解決，才能促進防災抗災取得良好的效果。 </p><p>　　首先，這些災害，即使是天意使然，災害動物是應天意為災，人們也應該加以捕殺，這并不逆天意，也和修德相一致。柏景偉《灃西草堂集》卷六《討狼檄》云，狼群已經(jīng)傷了許多人的性命，而有些人則認為，狼患是上天對人們的警示和懲罰，那些被狼群傷了性命的人，是“劫數(shù)難逃”，他們反對捕殺狼群，說是“戕生非宜”，于是“回惑潛游，觀望

11、頓生”，都不肯承擔“戕生”的責任。他們?nèi)绱恕靶薜隆?，卻使狼災日益嚴重。柏景偉只好開導他們：“何不思狼之貪戾如是，慘毒如是，人憤同深，天怒必極。既干蒼蒼好生之德，豈逭冥冥者假手之誅？”狼殺人，嚴重違背了上蒼的好生之德，捕殺狼群，救護百姓，正是維護上蒼的好生之德，正是“修德”的內(nèi)容！相反，把百姓被戕害認為是“劫數(shù)難逃”，而漠然無應，這就是“失德”，而不是“修德”。為了表現(xiàn)捕殺狼群的堅定性，消除那些人的誤解，他表示：“即令有禍，仆等愿以一身當

12、之，請釋群疑。”賀長齡《清經(jīng)世文編》卷四十五《戶政》二十載沈受宏《捕蝗說》云：“康熙十一年，江南大蝗。七月，人蘇州。有以蝗為神而不敢捕者。予聞之日：甚矣其惑也！夫蝗，天之所以災民也。天雖災，即不使民之救災乎？天生之，民殺之，所以救災也。”他從儒家經(jīng)典</p><p>　　二、總結與傳播抗災經(jīng)驗 </p><p>　　在應對生物災害方面，清人總結和傳播抗災經(jīng)驗，成就尤為突出。清代地方官員，多

13、視捕蝗為重要政務，甚至親自率領僚屬和百姓捕殺蝗蟲，他們和某些地方士人，寫有不少關于捕蝗的文章，甚至編印書籍，總結捕蝗的經(jīng)驗并且加以推廣，當然，有些也有顯示作者政績的意圖。據(jù)筆者所見，清人宣傳或者指導捕蝗的文章有十五篇，收錄捕蝗內(nèi)容的政書或者農(nóng)書有十二種，書名中明確關于治蝗的專書有十二種。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國古農(nóng)書考》④和王毓瑚《中國農(nóng)學書錄》⑤二書中，在清代之前的農(nóng)學著作，沒有一本以捕蝗為名的專書。可見清人在捕蝗經(jīng)驗的總結與宣傳方面，是

14、遠遠超過前人的。 </p><p>　　這些關于治理蝗蟲的著述，其作者或者編者絕大多數(shù)是地方官，也有一些地方知識分子。他們撰寫或者編輯這些文章或者書籍，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發(fā)動百姓有效地治理蝗蟲。因此，這些文章和著述與一般的著作之體有所不同。 </p><p>　　其最大的不同就是注重吸收前人的治蝗經(jīng)驗，甚至整篇抄錄前人的有關文章，編者追求的是實用和齊備，可以指導官府和民眾盡量利用已知的所

15、有手段，治理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蝗蟲，取得盡量好的治蝗效益，而不像其他的著作那樣，追求內(nèi)容和文字表達的獨創(chuàng)性。單行本的治蝗書籍，幾乎都是如此。例如顧彥《治蝗全法》卷一中的《士民治蝗全法》，包括除根、掘子、去蝻等三十三條簡便易行的方法，都是古代或者別的地方治理蝗蟲的常用方法，并非顧彥的發(fā)明。該書卷三中所列的種種方法，更是直接采錄周燾、史茂、陳芳生、陸曾禹等十幾人的文章。因此，有些書籍很難判斷相互之間的承襲關系到底如何。日本學者天野元之助《中國

16、古農(nóng)書考》云，俞森《捕蝗集要》十四條中，除了第九條后半引用萬歷四十四年御史過庭訓《山東賑饑疏》外，“其馀全是依據(jù)徐光啟的《除蝗疏》與董?《捕蝗法》，而且與陳芳生《捕蝗考》的《備蝗事宜》十則幾乎完全相同”。因此，天野無法明白：“俞氏此書究竟是根據(jù)陳氏《捕蝗考》的稿本寫成，抑或是采用董、徐兩氏之說而文字偶然與之相一致？” </p><p>　　其次，這些文章和著作的受眾，主要是廣大百姓。有些地方官的此類文章就是給所轄

17、地區(qū)官民的公文，如陳宏謀、裕謙等關于治蝗的文字。這些書籍實際上是當時的治蝗科普書，指導民眾治蝗蟲。因此，有些書發(fā)行量很大，有的是官府印行的，有的是地方紳士印行的，都具有公益的性質(zhì)。如顧彥《治蝗全法》卷一的《士民治蝗全法》，原為《簡明捕蝗法》，顧氏編寫后，又募款印行，一次就印刷了4587本，分發(fā)給大家。有些書籍，如《捕蝗圖說》之類，文字淺顯，圖文并茂，有利于百姓接受。蒲松齡的《捕蝗蟲要法》也有圖示12幅。 </p><

18、p>　　除了防治蝗蟲之外，關于其他的害蟲，清人也有總結、宣傳防治方法者。例如蒲松齡《農(nóng)桑經(jīng)》之《八月》有《煮信》，記載了用砒霜煮毒谷誘殺多種害蟲的技術，同書《蜚》中，記載了用毒藥拌種子，以誘殺蝽象（蜚）的技術。饒敦秩《植棉纂要》之《治蟲第十一》中，有捕殺或藥殺棉田地蠶、蟣虱微蟲、鈴蟲、花蛾、師蟲等蟲害的技術。見閔宗殿《中國農(nóng)史系年要錄》。 </p><p>　　這些文章和書籍，主要是對民眾進行防治害蟲方面的

19、技術指導。相關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盡管未必都是作者自己獨特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但是就其中內(nèi)容看，確實有清代之前同類著述中所涉及不多甚至完全沒有的內(nèi)容，可以看到當時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和普及。價值最為明顯的，是生物防治的發(fā)展。 </p><p>　　閔宗殿《中國農(nóng)史系年要錄》云，早在西晉的時候，“公元304年，南方橘園利用驚蟻防蠹，是我國利用生物防治蟲害的開始”。明代初年，廣東農(nóng)民就以鴨子捕食危害農(nóng)作物的蟛蜞。陳子龍《皇明經(jīng)世文編

20、》卷一八八霍韜《書畜鴨事》云：“天下之鴨，唯廣南為盛，以有蟛蜞能食鴨也。亦以有鴨能啖，蟛蜞不能為農(nóng)稻害也。洪武、永樂、宣德間，養(yǎng)鴨有埠，管埠有主，體統(tǒng)畫一，民蒙鴨利，無蟛蜞害焉?！泵鞔┠辏胁蹲交认x作為家禽家畜食物的記載。清人陳世元撰《治理蝗傳習錄》載明人陳經(jīng)綸作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的《治蝗筆記》，其中記載了他在西北當?shù)胤焦俚臅r候，指導百姓以鴨子捕食蝗蝻的經(jīng)驗。①清代，人們越來越多地直接把家禽用于捕殺蝗蟲。作為陳經(jīng)綸的后人，陳

21、世元在蕪湖做官的時候，就仿效陳經(jīng)綸，指導百姓以鴨捕食蝗蟲，獲得成功。陸世儀《桴亭先生集》文集卷五《除蝗諭》之附記云：“鎮(zhèn)江一郡，凡蝗所過處，悉生小蝗，即《春秋》所謂蟓也。凡禾稻經(jīng)其喙咬，雖秀出者亦壞，然尚未解飛。鴨能食之。鴨群數(shù)百入稻畦中，蟓頃刻盡。亦江南捕蟓一法也?！雹诖藶槎喾N治蝗書籍所引用。阮元《兩浙蝤軒錄》卷二十六載沈孔鍵《上元縣產(chǎn)蝗，官募哺坊鴨百千群，啖之立盡。古民</p><p>　　這些治蝗著述，也并

22、不全是對民眾進行技術方面的指導，而且還有思想觀念方面的內(nèi)容，對民眾進行思想觀念方面的教育。如項樟《玉山文鈔》卷四《靈璧捕蝗紀事》敘述了乾隆十八年他在鳳陽知府任上領導屬縣捕蝗成功的經(jīng)歷，認為“人定勝天，況此昆蟲乎？”此可以鼓舞人們抗災的信心。有的書明確反對祈禱神靈來應對災難，甚至動用政治力量來破除迷信，以集中力量抗災。葛士浚《清經(jīng)世文續(xù)編》卷三十八戶政十五鄧瑤《與尚邑侯論收蝗蝻書》附《錄收捕蝗蝻章程》中，專門有一條云：“鄉(xiāng)民多言蝗為神蟲，

23、不宜傷害。一人言之，眾人信之。此種謠言，深堪痛憾?！对姟费浴テ涿簦捌潴辟\’，又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捕滅之法，古人已諄切言之。而去秋奉到上諭，嚴飭地方官吏，認真撲捕，或付之烈炬，或填之深溝，總以不遺余孽為要。煌煌天語，極為嚴切。自后如有妄言蝗不宜捕，謠惑鄉(xiāng)愚者，許各團長捆送到縣，治以抗違之罪?！雹龠@在當時民眾普遍迷信而事情緊迫的情況下，也是可以采取的措施。 </p><p>　　當然，迷信“災異說”、

24、主張向鬼神禱告，這些都是此類文章和著作中常見的內(nèi)容，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內(nèi)容，大多是存而不詳，這大概也是作者或者編者出于謀劃治蝗策略時盡可能周全和齊備的考慮。即使是主張祭祀神靈的，也不僅不廢捕殺，而且其重點還是在捕殺上。倪國璉《康濟錄》卷四下之三《捕蝗必覽》云：“蝗有禱之而不傷禾稼者，禱之未始不可。如禱而無益，徒事祭拜，坐視其食苗，其禱也，不亦大可冷齒耶？”②陳崇砥《治蝗書》中，一方面感嘆：“愚哉民之惑鬼神也”，“蓋蝻之初生，鄉(xiāng)人皆呼為神蟲

25、，恐干神怒，咸相戒不敢撲打”，另一方面又云要在治蝗的辦公之處“用黃紙大書驅(qū)蝗捍災之神位，粘于壁間，安設香案，官為拈香一次，各紳董每日拈香一次，早晚鳴鑼，集眾點齊，赴地撲滅。后即備辦供品，合鄉(xiāng)拈香，將黃紙焚化”。很明顯，這是典型的神道設教，目的在于鼓舞人們滅蝗的信心。 </p><p>　　三、注重抗災活動的組織 </p><p>　　和生物災害的社會性相對應，生物災害的應對也必須具有高度的

26、社會性，只有這樣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清代抗擊生物災害活動，有的是民間自發(fā)組織的，一般都是針對規(guī)模比較小的災害。例如某年江西廬陵一些地區(qū)發(fā)生了狼害，當?shù)貛讉€鄉(xiāng)合約捕殺狼群。王贈芳《慎其馀齋文集》卷二十《驅(qū)除豺狼議》云：“金廬陵延福鄉(xiāng)、安福鄉(xiāng)、北鄉(xiāng)公議：所有七年中豺狼曾經(jīng)傷人之處，或未傷而曾到之處，或未到而實附近之處，凡在五十里以內(nèi)者，定于七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每日辰刻酉刻，搜山二次。各持刀斧矛銃一應器械，無論大小村莊，各搜各境，務在

27、周遍?；蚍撬焉街畷r，豺狼突至，則以鑼為號，眾人持械嚴追。鄰村聞有鑼聲，亦即鳴鑼接應，四面兜圍。鑼聲愈多，兜圍愈緊。倘亦窠匿無蹤，即又趁此搜山，處處兜圍，處處搜山。狼雖狡捷，無不就擒。如是者十日，必殲其丑類矣。”若不作統(tǒng)籌安排，在相關的范圍內(nèi)統(tǒng)一步調(diào)，而是各村各自為戰(zhàn)，甲村初一行動，乙村初二行動，狼可以參差躲藏，易于逃脫。如此多日在較大的范圍同時捕殺，狼無處躲藏，捕殺易于成功。 </p><p>　　像蝗災這樣大規(guī)

28、模的生態(tài)災難，人們只有有組織地抗災，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人們早就明白了這一點，因此，史書中記載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捕殺蝗蟲的行動，就是中央政府組織的。此后，凡是治理蝗蟲災害，只要是有記載的，無不是有組織的，且絕大多數(shù)都是官府組織的，甚至是朝廷組織的。從以上所提到的清代關于蝗蟲的著述來看，清代在組織治理蝗災方面，比以前更為細密。例如，蒲松齡的《農(nóng)桑經(jīng)》中關于捕蝗的部分，所寫捕蝗之法，其中“分別人夫”、“論斤賞錢”、“設廠收買”、“查驗各廠必親

29、”、“勿派鄉(xiāng)夫”等，就是關于捕蝗的組織工作。陳崇砥《治蝗書》不分卷中，有關于設廠、任人與治蝗人夫的組織等的詳細規(guī)劃。茲再舉賀長齡《清經(jīng)世文編》卷四五載竇光鼐《陳捕蝗酌歸簡易疏》為例云：“一，捕蝗必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實用。嗣后凡本村及毗連村莊在五里以內(nèi)者，比戶出夫，計口多寡，不拘名數(shù)，止酌留守望饋餉之人而已。五里之外，每戶酌出夫一名；十里之外，兩戶酌出夫一名；十五里之外，仍照舊例，三戶出夫一名。均調(diào)輪替。如村莊稠密之地，則五里以外皆可少

30、撥，如村莊稀少，則二十里內(nèi)外亦可多用。若城市閑人，無戶名可稽者，地方官臨時酌雇添用。一，牌頭，每縣不過數(shù)十</p><p>　　清人文集中，多譴責官吏利用捕蝗的機會，牟取利益，加深了災區(qū)百姓的苦難，因此，有人甚至反對官府組織捕蝗。袁枚《小倉山房集》卷十五《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云，官吏利用捕蝗之機，魚肉百姓，加重了災難，“故凡生蝗之處，雖良民無不諱匿。彼有疾而拒醫(yī)者，非不欲醫(yī)也，知醫(yī)之無益于疾也”。徐宗斡《

31、斯未之信齋文編》之《語錄》卷一《捕蝗之害》，王良佐《小蘆中集》卷一《蝗》詩，陸嵩《意苕山館詩稿》卷三《捕蝗歌》，郝植恭《漱六山房文集》卷七《捕蝗記》等，其主旨也是相類。官府和官吏及其抗災防災的組織，本來是為有效防災抗災而設立，可是，他們所做的卻加重了相關地區(qū)農(nóng)民的災難。對災區(qū)農(nóng)民來說，他們比蝗蟲更為可怕。于是，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本能，即使是他們中的誠實善良的人們，也會把災情隱瞞起來。隱瞞的結果，當然很可能使災情進一步發(fā)展，變得更為嚴重，

32、危害區(qū)域擴大，甚至失控，給社會造成深重的災難。這也是陳崇砥《治蝗書》中感嘆的“傷哉民之畏官吏也，拙哉民之惜小利而終釀大害也”。這實際上還是在強調(diào)災難應對中組織工作的重要性。 </p><p>　　清代有大量的荒政著作、農(nóng)書以及相關的災荒應對文章。在這些著述中，關于災難應對的組織方面，有很多極好的設計?？墒牵鲋薪M織規(guī)劃得再細密、再科學，如果在實踐中構成這些組織的材料質(zhì)量不好，那么防災抗災就很難取得理想的效果?？?/p>

33、是，使包括貪官污吏、狹隘農(nóng)民在內(nèi)的構成防災抗災組織主體的“材料”都變成合格的材料，那是艱巨的社會工程，也不是短期內(nèi)可以完成的，像清代這樣的封建社會，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因此，清代防災抗災的實際效果，大多是不理想的。 </p><p><b>　　四、結語 </b></p><p>　　在應對生物災害方面，清人提出并且付諸實施的策略主要有三：注重宣傳以統(tǒng)一思想，解

34、除人們捕殺有害生物“違背天道”、“不仁”等心理負擔；加強以技術輔導為主的經(jīng)驗總結和傳播、推廣工作；重視相關行動的組織和協(xié)調(diào)。這些策略及其具體內(nèi)容，既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相關經(jīng)驗，又有超越和創(chuàng)新。清人治學，以“實事求是”的“實學”著稱，注重整合前人在科學、文化等方面的成果，注重聯(lián)系客觀事實。他們應對生物災害的策略，也體現(xiàn)了這樣的踏實學風。 </p><p><b>　?。ㄘ熑尉庉?古東）</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