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棍下的救贖

1、<p><b>　　棒棍下的救贖</b></p><p>　　【摘 要】我國對受虐兒童的人權保障意識缺乏，現行立法保護相對滯后，司法實踐運行相對保守，司法救助保障機制相對缺位，受虐兒童的保護現狀不盡人意。對受虐兒童進行平等的人權保護應該是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方向之一。這不僅是刑事理論發(fā)展中對被害人人權保護的需求，更是國家責任的應有之義。我國應加強專門立法，堅持“兒童最大利益”

2、原則，創(chuàng)設兒童虐待案件的司法審理程序，完善司法救助保障機制。 </p><p>　　【關鍵詞】受虐兒童；人權；司法保護 </p><p>　　目前，虐童事件非常普遍。據統(tǒng)計，在美國每年遭受父母或家庭成員虐待的兒童就達到650萬，英國國家保護兒童協(xié)會發(fā)現每年約有近6萬名兒童遭遇家庭暴力的襲擊。在我國，兒童受虐的問題更加不容樂觀。如何在最大范圍內保障受虐兒童的合法權益，實現在司法機制內受虐兒童

3、作為受害人進行平等的人權保護應該是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方向之一。 </p><p>　　一、當前我國受虐兒童司法保護缺失的現狀 </p><p>　　由于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加上我國對受虐兒童的人權保障意識的缺乏以及現行的司法保護機制上的嚴重不足，受虐兒童的保護現狀非常不盡人意。 </p><p>　　（一）現行立法保護的相對滯后 </p>&l

4、t;p>　　目前，我國涉及到對受虐兒童保護的法律雖多，但大多都是指導性的，操作性不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p><p>　　首先，治安救濟途徑不暢。一般情況下，派出所缺乏對管教與虐待的判斷，加上施虐父母的否認，最多也就是批評教育。從很多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本來是干預兒童虐待的一線警察，不愿意管、不敢管、不知道管的現象非常普遍。 </p><p>　　其次，刑事救濟形同虛設。

5、雖然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對虐待罪有相關的規(guī)定，但是該罪屬于告訴才處理。兒童作為無民事行為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幾乎無能力起訴。雖然《刑法》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和被害人的近親屬也可以告訴，可在實踐中寥寥無幾。即使受虐兒童的近親屬已經了解實情，但是基于“家丑不外揚”等觀念，很少會去司法機關告訴。實踐中，只有當兒童被虐待至重傷或者死亡等嚴重后果被外界知道時，公安機關和檢察院才予以干預和追究，但為時已晚。 </p><p>

6、　　最后，相關法律法規(guī)對受虐兒童保護的缺失。在家中受虐的兒童根據現行的法律是不符合領養(yǎng)條件。所以很多情形下，受虐兒童只有繼續(xù)待在施虐家庭中。至于寄養(yǎng)，根據規(guī)定寄養(yǎng)兒童須是不滿18周歲的孤兒，并且是查不到生父母的棄嬰和兒童，因此受虐兒童也沒有被納入寄養(yǎng)的保護對象中。 </p><p>　　（二）司法實踐運行的相對保守 </p><p>　　首先是立案難。虐待罪一般屬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不滿1

7、4周歲的兒童是沒有獨立的訴訟能力的，侵權人一般又是其法定代理人，被侵權人的近親屬一般不會來法院告訴，所以法院受理虐待案件的非常少。就算有其近親屬告訴，但由于很多情況下自訴人提供的證據達不到立案的標準，無法證明傷害的事實存在。公訴案件也同樣如此，只有符合了要求才能予以立案。然而事實上，對于兒童受虐案件，證據往往比較匱乏，甚至在性虐待的案件中，有些兒童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傷害，于是很多兒童受虐案件被擋在了冰冷的程序前。 </p>

8、<p>　　其次是庭審難。一是庭審中證據認定難。自訴案件中，公民往往難以搜集到有效的證據來證明犯罪事實。二是證人證言的缺失。有些目睹過虐待行為的證人由于怕惹麻煩不愿出庭作證，使得案件事實更加難以得到查清。三是告訴人心理矛盾。因為虐待兒童案件中，起訴一般不是為了使被告獲得刑罰，主要目的是為了制止虐待行為，于是在庭審的心理博弈中一直處于攻擊和防守的徘徊狀態(tài)，這一狀況使法官很難對一些事實做出準確判斷。 </p>&

9、lt;p>　　最后是判決難。有調研發(fā)現，虐待案件絕大多數都是以調解或者撤訴結案。盡管法律規(guī)定了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剝奪父母的監(jiān)護權，但實踐操作中，這樣的判決結果很難實現。因為一旦剝奪了父母對孩子的監(jiān)護權，受虐兒童以后的衣食住行很難解決，這無疑將受虐兒童置于另外一個火坑。 </p><p>　?。ㄈ┧痉ň戎Ｕ蠙C制的相對缺位 </p><p>　　第一，缺少受虐兒童人身安全保護的替代性監(jiān)

10、護制度及專門機構。調研發(fā)現，就算是受虐兒童已經致殘，法院也沒有取消父母的監(jiān)護權。雖說按照相關的法律規(guī)定，受虐兒童除了父母之外，還有近親屬等可以監(jiān)護，但如果他們都沒有能力或者不愿監(jiān)護，就只能要求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單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承擔監(jiān)護職責，可是，這些組織沒有固定經費來源及專門人員，不具備實際監(jiān)護能力，這對于受虐兒童的保護顯然也是無效的。受虐兒童沒有專門的保護機構，只能呆在原來的生活環(huán)境，繼續(xù)承受著煎熬。 <

11、;/p><p>　　第二，缺乏受虐兒童國家救濟制度。受虐兒童是被害人中的特殊群體，其以后生存、生活的所有經濟來源可能就是那個施虐者。如果案件進入司法程序，那么他（她）也等于將自己或者家人陷入了另外的地獄。盡管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下發(fā)了《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見》，但其中沒有明確未成年被害人的救濟責任、條件及標準，而且由于各地經濟水平及司法資源的限制，實踐操作的標準及成效也相差甚遠，大部分地區(qū)只有民政部門進行

12、適當的救濟。救濟的方式也比較單一。 </p><p>　　二、建立我國受虐兒童司法保護機制的基本法理依據 </p><p>　　在未成年人犯司法保護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作為同樣是未成年人的受虐兒童更應受到關心和關注，這不僅是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和擴展，更是支撐我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理念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內在要求。 </p><p>　　（一）刑事理論發(fā)展中對被害人人權

13、保護的需求 </p><p>　　隨著刑事實證派的研究不斷推進，法學家們提出了被害人在犯罪學研究中的地位，認為“在犯罪過程中，受害者不再是被動的客體，而是主動的主體。不能只強調罪犯的人權，而要更充分的肯定和堅決保護被害人的人權?！庇纱讼破鹆藝H范圍內對被害人學研究的浪潮。我國也從不同的方面發(fā)展了這一理論，并從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以及利益平衡的角度加以完善和發(fā)展。受虐兒童作為處于弱勢中的弱勢群體，應更加值得關心和關注

14、，這是順應現代司法理念發(fā)展的要求。 　?。ǘ┗謴托运痉ǖ膬r值詮釋的需要 </p><p>　　美國犯罪學家約翰·R·戈姆曾說過：“犯罪不過是世界失去平衡的產物，要從根本上避免犯罪和預防犯罪，只有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重新恢復原有的平衡。”他提出了“恢復正義理論”、“平衡理論” 和“敘說理論” 相結合的復合性理念，成為當前刑事司法重點研究的方向。在這種復合型理念中體現的是以自然主義人性論的人

15、道主義精神，要求自由、平等、博愛、善待每一個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尊嚴。落實到本文所指的受虐兒童中，則強調對于兒童最大利益保護。這也是順應了現在社會刑法所具有的公正、謙抑、人道等三大價值目標。 </p><p>　?。ㄈ﹪邑熑蔚膽兄x </p><p>　　兒童作為社會的未來，承載的不僅是現代的希望還有信念。所以由羅馬法發(fā)展而來的“國家親權學說”認為國家是兒童的最高監(jiān)護人，國家有責

16、任也有權利保護他的公民這一理論逐步為現代各國所接受，這已成為各國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論依據之一。作為未成年被害人，國家有權對傷害他們的犯罪人進行懲罰以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有義務對他們創(chuàng)造舒適安心的司法環(huán)境來恢復他們所受的傷害，更有責任像父親一樣保護兒童免受傷害。因此，國家應該在司法活動中積極主動介入到案件中來，預防和制止受虐兒童更大的傷害。 </p><p>　　三、受虐兒童權益司法保護機制的優(yōu)化 </p>

17、;<p>　　我國應積極借鑒國外的成熟經驗及實踐成效，構筑一道堅實的司法“防火墻”，以保障兒童健康成長。 </p><p>　?。ㄒ唬┘訌妼ｉT立法，堅持“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p><p>　　法律的作用不僅僅是懲罰犯罪，更重要的是預防犯罪。在保護受虐兒童方面，要始終堅持“兒童最大利益”原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的照料者，要保護兒童免受任何形式的軀體或精

18、神傷害，并應采取預防措施防止這一現象的出現。如美國相繼頒布了《兒童虐待預防和處理法案》、《收養(yǎng)與家庭安全法案》、《兒童保護法案》，日本頒布了《兒童虐待防止法》等構建受虐兒童保護法網。我國雖然簽署了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但目前為止，還沒有專門針對兒童受虐保護方面的法律。因此，我國應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與司法理念，專門針對受虐兒童進行立法保護，將虐待兒童的定義、界限、具體的處置、專門機構、社會保護、司法機構參與程序、刑事處罰力度、強制報告

19、制度等做出具體規(guī)定。 </p><p>　?。ǘ﹦?chuàng)設兒童虐待案件的司法審理程序 </p><p>　　第一，建立積極靈活的立案處理機制。首先，在司法機關在接到此類案件的舉報、控告或者起訴時，在排除了明顯的誣告情況下，只要有理由懷疑虐待行為存在，司法機關就應當無條件立案，將立案的標準降低。立案后，要將兒童被害人案件與其它成年被害人案件分開處理，使用不同的程序。在這一處理機制上可以直接借鑒已

20、經探索多年的少年法庭模式。同時，要立即對案件進行調查取證。如在調查過程中發(fā)現受虐兒童繼續(xù)留在加害人身邊，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則要暫時將受虐兒童帶離原來的生活環(huán)境，為受虐兒童提供緊急安置場所。當然，這一決定的作出需要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具體操作可以參照美國及臺灣地區(qū)的做法。 </p><p>　　第二，建立特殊的取證程序。這一程序主要是針對受虐兒童的證言采集而設立的。在調查取證過程中要照顧兒童心身發(fā)展特點，尊重他

21、們的人格尊嚴，并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專門的機構或者指定專人辦理。國內實踐中在這方面還欠缺有效的經驗，香港司法機關在辦理兒童遭受性侵害案件時方法可以借鑒，他們采用“家具環(huán)境下的調查訪問制度”及“一站式調查取證方法”來避免對受虐兒童造成“第二次傷害”，最大程度保護了受虐兒童。 </p><p>　　第三，完善審判組織形式。探索適合受虐兒童案件的風格進行審理。受虐兒童在家庭中已長期受到虐待，其身體和心理上都受到了重創(chuàng)，但是

22、作為案件的受害人，其證言是法官對案件事實判斷的重要依據，因此辦理此類案件應該選擇非常有耐心、責任心并且有相當生活經驗的法官，同時庭審中應該邀請一些心理醫(yī)生、婦聯、孩子非常信賴的親屬等參與，必要時可以由他們來進行詢問，以此來消除或緩解受虐兒童的恐懼和懷疑。在審判方式上，以不公開審判為原則，公開審判為例外，以保障涉案家庭的隱私不被外人所知。 </p><p>　　第四，革新作證形式及方法。受虐兒童作為案件可能的唯一證

23、人，其證言對于整個案件事實的查清非常重要。因此，對此類案件應該保障受虐兒童的證人資格，至于兒童證言的可信性是對案件證明力的判斷，屬于法官審查決定的范圍內。同時，在作證的方法上，要為受虐兒童提供良好的環(huán)境，緩解他們作證的壓力，可以利用之前調查取證的方法，將證據采用“一次成像”的固定技術，或者允許使用閉路電視、同步直播等高新技術作證。 </p><p>　?。ㄈ┩晟扑痉ň戎Ｕ蠙C制 </p><

24、p>　　首先，建立專門的兒童虐待處理機構。20世紀60 年代以來，各國相繼成立了專門預防和處理兒童虐待的機構與組織，我國近幾年在這方面也有了一些嘗試。如2006年西安建立了全國首家兒童虐待救助機構——西安博愛兒童虐待預防與救助中心；杭州市政府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也啟動了“社區(qū)兒童保護服務體系與網絡建設”項目。筆者認為，這一嘗試應該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由政府牽頭建立專門的機構，整合共青團、婦聯、關工委等多個社團組織，成立專門的預防和處理

25、兒童虐待的機構，為受虐兒童提供另外一個“家”。 </p><p>　　其次，建立受虐兒童國家救助機制。這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救助，還應包括心理評估及后續(xù)輔助治療制度的建立。很多受虐兒童及其家庭因施暴人受到刑事處罰而生活陷于困境，因此國家應該對這些受困家庭進行經濟救助，使其能正常生活。同時，也應該關注受虐待的兒童心理創(chuàng)傷的恢復和治療，這不僅可以對犯罪造成的損害進行認定，也能真正對癥下藥解決受虐兒童的心理問題。 <

26、;/p><p>　　最后，借鑒國外立法經驗，設立代表受虐兒童利益的“訴訟代理人制度”。在訴訟過程中，人民法院應當為受虐兒童參與訴訟案件提供保障，讓“訴訟代理人”全面介入訴訟案件，調查收集有利于與受虐兒童利益的證據，協(xié)助受虐兒童與刑事司法機關的溝通，維護其合法權利，促進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化，并向法官提出有利于維護兒童最大利益的司法建議。法官對于受虐兒童的訴訟代理人提出的證據和建議應予充分考慮。在制度上，可將“訴訟代理人

27、”制度納入我國程序性立法，規(guī)定兒童虐待案件獲得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及適用范圍。對于符合法定情形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審判時應為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以保障受害兒童訴權的行使。 </p><p><b>　　參考文獻 </b></p><p>　　[1] 鄭信軍.國外兒童虐待的心理學研究評述[J].中國特殊教育，2006年第11期.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