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二看北京村莊“封閉管理模式”

1、一分為二看北京村莊“封閉管理模式”作者：王繼學4月底，北京市大興區(qū)試行村莊“封閉管理模式”，建起圍墻、鐵門，安裝攝像頭，引發(fā)輿論熱議。記者探訪發(fā)現，社會治安和維穩(wěn)壓力，以及城鄉(xiāng)接合部村落的“城市化”、“社區(qū)化”想象，皆是理解和解讀此次“封村”政策的思維路徑。（5月10日民主與法制時報）無論如何，在改革開放的大環(huán)境里，北京的“封閉管理模式”，都容易招致輿論的批評。一些人以“前所未有”、“匪夷所思”來形容，認為如此“發(fā)明創(chuàng)造”，實在是有些滑

2、稽。還有人指責這項“圍墻新政”存在一種對外來人口歧視的思路，或者說是限制了居住在這些村子里的人的人身自由，“村莊不是看守所”。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前提去考量，這樣做似乎又很有必要。比如，對出入人員進行審核，至少讓一些流動作案人員無法進入封閉管理的村莊，這樣有利于村中所有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和外來人口）共同的安全利益。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大興公安分局曾從2006年開始，在金星派出所轄區(qū)的大生莊村，率先探索“社區(qū)式管理模式”，在這之

3、后，該村實現了“零發(fā)案”。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對這樣的措施應當進行辨證分析?？陀^講，任何一項新政辨都很難是一邊倒地歡迎或者一邊倒地反對。大興“圍墻新政”，在犧牲一些人自由空間的情況下，帶來社會治安局部好轉，這在一個大國的首善之區(qū)，在奧運期間，在社會治安和維穩(wěn)壓力下，在這樣特殊的時空和特殊的地域里，在“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情況之下，在個別治安狀況特別混亂的村莊試行村莊“封閉管理模式”，不失為一種在文明開放的大前提下，特殊問題

4、特殊對待的一個“例外”的理性選擇。然而，如果把村莊“封閉管理模式”作為成功經驗而進行社會化推廣還是值得質疑的。來自大興公安局官方網站的信息這樣闡釋“封村”部署：今年3月以來，西紅門鎮(zhèn)金星地區(qū)作為試點開始開展“封村、建站、上人防、上技防”四步走措施，隨后，該地區(qū)16個村莊全部實施封閉式管理。警方在每個村莊建立村莊綜治中心，并聯合政府部門為這些村落建圍墻、安街門、設崗亭，并封閉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對村內的人員和車輛實行持證出入的措施，將原本開

5、放的自然村經過人為科學合理改造，上升為封閉式的社區(qū)管理模式。事實上，這種有警方參與以限制外來人員進入為手段，建立在對外來人員歧視基礎上的村莊“封閉管理模式”，是人為地用冷冰冰的圍墻將人分為本地人和外來人，并限制其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對商業(yè)、對勞動力的補充，對經濟的繁榮，都有相當的制約作用；并明顯有悖于中國改革開放這個大前提，也明顯有悖于城鄉(xiāng)平權、本地人外地人平權，甚至是有悖于村民自治制度，是絕對不可以成為政府社會管理常態(tài)的。因此，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