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賞析

1、1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論《藥》論《藥》范伯群曾華鵬魯迅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寫作了短篇小說《藥》。這篇作品由于表現了極其深刻的思想藝術力量，發(fā)表以后“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是魯迅對偉大的五四文化革命的一份豐厚的獻禮。同時，《藥》又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留給我們的文學遺產中的一件瑰寶，它所描繪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圖畫，為讀者提供了—面認識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

2、真實的鏡子，而作品在主題思想的提煉、典型形象的創(chuàng)造和藝術風格的表現等方面所顯示的鮮明特色和積累的寶貴經驗，在今天依然能夠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示。關于《藥》的藝術構思關于《藥》的藝術構思短篇小說《藥》從發(fā)表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了，在這期間對它的各種評論中，曾經出現過一些不同的意見。有的評論認為作品表現的是“魯迅對于世間的恐怖”[1]或認為小說的“正題旨是親子之愛”；有的評論認為這“是一篇沒有主人翁的小說”有的評論則指責它的結構，認為：“《藥》的

3、開始出現了一座峰巒(華老栓和他的家的描寫)……但是這座峰巒累積得太高了，阻礙了讀者的視線，讀者會把它看成主峰，而不了解第三章里關于革命黨人的敘述的重要性，乃至于第四章里‘花環(huán)’的重要性……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因為結構的主峰太低了，所以讀者看不見它。這就使《藥》失敗了。”有的評論對達篇作品甚至持否定的態(tài)度，認為它是一篇“勞而無功”的作品。[5]近年來，一些評論者力圖正確闡釋《藥》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但對作品的主人公是誰以及作品的主

4、題思想，評論者的看法也尚未完全一致。我們認為，要正確評論《藥》的主題、人物、結構，必須深入研究魯迅寫作這篇小說時進行藝術構思的過程，只有這樣，對這些問題才有可能獲得比較符合作者原意的認識。魯迅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有非常明確的目的性。他曾多次談到在“五四”前后寫小說的動機，是為了“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們不憚于前驅”（《吶喊自序》)。他自覺地使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自選集自序》)；同時，我們看到，魯迅企

5、圖在自己的作品里提出時代所關心而且又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和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發(fā)表小說，“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3主題的人物形象和藝術情節(jié)，并且安排最合適最恰當的藝術結構。魯迅曾經談到，當他構思《藥》時，曾從兩篇外國作品中得到啟示和觸發(fā)，這就是俄國作家安特萊夫的短篇小說《齒痛》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工人與白手人》?！洱X痛》描寫基督教創(chuàng)始人耶穌在被釘上十字架那天，耶路撒冷的一個商人般妥別忒正患齒痛，他雖看到耶穌背著十字

6、架和被釘死，卻始終無動于衷，毫不關心，而是不絕地談論自己的齒痛，覺得自己的疾病比起耶穌的冤死重要得多?！豆と伺c白手人》這篇以對話形式寫成的散文詩，描寫一個革命者為謀求工人幸福而進行斗爭，結果被捕坐牢，他的手因為“整整帶了六年的手銬”而沒有血色，成了白手，工人們卻又因他的手白凈而認為“不是我們一伙的”；兩年以后，這位革命者要被反動統(tǒng)治者絞死了，那個工人卻想去弄一節(jié)絞刑架上的繩索回來，因為據說“那東西會給家里帶來最好的運氣”。[9]我們看到

7、，這兩篇作品都同時展開兩個方面的描寫：一方面是革命者、改革者的奮斗和犧牲，另一方面是群眾的愚昧和冷漠；而《齒痛》的商人看自己的疾病比革命者的犧牲更重要，《工人與白手人》中以一段絞繩把革命者的犧牲和群眾的愚昧聯(lián)系起來，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魯迅構思《藥》時所得到的觸發(fā)的若干痕跡。但是魯迅在構思《藥》時并沒有作簡單的模仿，相反的，他是根據自己所掌握的非常豐富的生活素材，從如何更好地表現主題思想出發(fā)，對自己所要寫作的小說進行全新的、獨創(chuàng)的、深刻的

8、藝術構思，這個嶄新的藝術構思的基本內容是以自己所熟悉的辛亥革命時期為背景，同時描寫兩個主人公，兩個故事，并采取雙線結構的方式。作者根據自己所要提出的革命者和群眾的關系問題的創(chuàng)作意圖，在作品里同時塑造了兩個主人公，一個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家夏瑜的形象，他英勇奮斗，不怕犧牲，但脫離群眾；一個是貧困的小茶館主人華老栓的形象，他老實本分，但懦弱愚昧，對革命毫不理解。兩個主人公各自的活動又形成了各自獨立的故事：夏瑜從事革命活動，為夏王

9、爺所出賣，被捕后在獄中繼續(xù)斗爭，終于被反動統(tǒng)治者殺害；華老栓把歷年的辛苦積蓄拿去買一種藥，來為患癆病的兒子治病，但買來的藥并不見效，兒子終于死去。作者巧妙地用一個人血饅頭來連結這兩個互不相關的故事，革命者犧牲所流的血，成為落后愚昧的群眾吃的藥，這樣，革命者的犧牲和群眾的愚昧就聯(lián)系起來，兩個故事交織為一個藝術整體，從而開拓了作品的思想容量，使主題更趨深化，同時也賦予作品更深刻的悲劇性質。當然，在一篇不到六千字的短篇小說里要同時正面描寫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