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點校+唐劉知幾

1、史通唐劉知幾撰唐劉知幾撰簡介簡介《史通》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tǒng)的史學評論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撰，成書于中宗景龍四年(710)。劉知幾(661—721)字于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jiān)、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神龍(705—707)時與徐堅等撰《武后實錄》。玄宗先天元

2、年(712)，與譜學家柳沖等改修《氏族志》，至開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四年與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劉知幾不滿于當時史館制度的混亂和監(jiān)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于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包括內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tǒng)》、《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

3、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后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認為，“征求異

4、說，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于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進一步發(fā)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jīng)》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余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jīng)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

5、了作者對于歷史的嚴肅態(tài)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涉及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十通”與“會要”一類記載典章制度的史書，中國史學不僅以記載史事詳明、真切著稱于世，而且力圖“述往事，思來者”，“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③，試圖將“歷史——現(xiàn)實——未來”勾連一氣，為后來者提供經(jīng)驗教訓。因此，中國史家不限于記事，還致力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種歷史哲學的沉思，

6、散見于各類典籍，集成專書而且膾炙人口者，當推置于我們案頭的《史通》和《文史通義》。唐人劉知幾（661—721）所著《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是對唐以前千余年間史學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總結。其內篇三十六篇，論史書源流、體例和編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論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作者肯定史學的重要社會功能：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闕之哉！又暢論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其中尤重史識，倡導“不掩惡

7、，不虛美”的實錄、直書精神，“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由這一評史標準，作者贊揚《左傳》與《齊志》，稱“左氏之義有三長”，“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又批評被尊為經(jīng)典的《春秋》“真?zhèn)文?，是非相亂”，并指出《尚。書》、《論語》中的不實之載，顯示了一種“疑古惑經(jīng)”的批評精神。清人章學誠（1738—1801）所著《文史通義》，是繼《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學評論專書。作者詳論“六經(jīng)皆史說”，又在劉知幾“史家三長”之外

8、強調“史德”，也即“著書者之心術”，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該書還討論各類史體的發(fā)展演變及其得失長短，提倡史學經(jīng)世，反對專務繁瑣考證和空談義理，對清代盛行的漢學和宋學都有所批評。該書總結前人修纂方志的經(jīng)驗，提出修志義例和理論，建立方志學，并將其列為史學的一支重要方面軍。《史通》和《文史通義》均出版過多種單行本，而二書并刊則以岳麓書社這一版本為首例。從事點校的三位青年學人桑士顯、吳琦、董煊都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