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圖書盜版

1、中國古代制止圖書盜印的性質丁海俊一、印刷術與版權保護一般認為，版權保護是和印刷術的發(fā)明密切相關的。在此之前，圖書貿易非常有限，版權觀念在這種貿易中毫無意義，也沒有它賴以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其間，作品只能靠作者自己保護，剽竊者也只會受到道義的譴責，而無法律的制裁。這段時間沒有制定法律確認對作品權利的實際原由被認為是，任何盜版者都將不得不支付和其他出版者同樣多的資金來購買和維持用于侵權的手抄奴隸，讓其抄寫那些正在被銷售的圖書?！耙虼?，盜版者很

2、沮喪，因為他們不能像比較好的傳媒那樣低投入高產出?！睆臅踢@個角度看，只要他將書籍賣掉，就能夠收回他抄寫一本手稿的投資。這是一個沒有書籍庫存的時代，因此沒有保護長期投資的經濟動因。印刷術的出現(xiàn)打破了原有圖書貿易業(yè)內部的平衡。正是這種經濟保護的動因促進了“特權書籍”(privilegedbook)這一理念的產生。“特權”乃是中世紀世俗乃至教會權威給予個人印刷者的一種專門保護方式，它是一種壟斷經管的表現(xiàn)樣式。迄今為止，在歐洲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書業(yè)

3、特權經營產生于15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1469年，威尼斯共和國授予印刷商馮施貝葉(JohannSpeyer)在威尼斯地區(qū)為期五年的印刷書籍的排他權，被認為是西方第一個由統(tǒng)治政權頒發(fā)的保護印刷特權的特許令。1481年米蘭公爵曾授予readeBosiis印刷或者出版書籍的為期五年的專有權。在1491年，威尼斯共和國又授予過這種特權。此后，關于印刷特權和禁止復制的習慣之法便普及開來。這種印刷特權是一種機制，它體現(xiàn)了世俗和教會權威與印刷商之間的

4、一種合作。后者從前者那里獲得了一種壟斷優(yōu)勢，而前者從后者那里得到了一種印刷內容不違反現(xiàn)有權威的承諾。事實上，現(xiàn)代版權法正是從這種機制中產生出來的。二、宋代之后的一些成例印書術最早發(fā)明于中國的隋唐時期，它的產生促進了書坊的發(fā)達。這在客觀上打破了皇室對知識的壟斷，促進了知識自上而下的流動，也動搖了帝國的意識形態(tài)。管制是不可避免的一種維持方式。宋朝幾乎每個皇帝都頒發(fā)過“禁止擅鐫”的詔令，各級政府還設立了專門的審查查禁機構，元代開制了書籍雕印前

5、的審查制度。而清代則大興文字獄，對雕刻與書籍的流動嚴加管制。有關“禁止擅鐫”的最早記載為唐文宗太和九年（830年）四川官員馮宿上呈朝廷的“請禁印時憲書疏”的奏文，要求禁止民間刻印日歷。五代后唐長興二年（932年），經宰相馮道、李愚等建議，朝廷命田敏在國子監(jiān)主持校正《九經》，其后“天下書籍遂廣”。據(jù)宋代羅壁《詣造》記載，在北宋神宗繼位之前，為保護《九經》藍本，朝廷曾下令禁止隨便刻印這部書，如果想要刻印，必須報請國子監(jiān)批準。南宋先宗紹熙年間

6、，四川眉山王稱所寫的《東都事略》一書上有牌記：“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福建、浙江、江蘇地方政府為了保護祝穆編著、刻印的《方輿勝覽》、《四六寶苑》、《事文類聚》等書發(fā)布檄文曰：“據(jù)祝太傅宅干人吳吉狀：本宅先隱士私編《事文類聚》、《方輿勝覽》、《四六妙語》，本官思院續(xù)編《朱子四書附錄》進呈御覽，并行于世，家有其書，乃是一生燈窗辛苦所就，非其他剽竊編類者比?！諘杏幸坏仁壤?，不能自出己見編

7、輯，專一翻版，竊恐或改換名目，或節(jié)略文字，有誤學士大夫披閱，實為利害?！瓋烧懵忿D運司狀，乞給榜檄約束所屬，不得翻刻上件書版，并同前式，更不再錄白。”元人陳實著有《古今韻會舉要》，書前牌記為：“……今繡諸梓，三復讎校，并無訛誤。愿與天下諸大夫共之。但是編系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jié)略翻刻，纖毫爭厘，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明崇禎刻本曹士珩《道元一氣》書前記有：“倘有無知利徒

8、，影射翻刻，誓必聞之當?shù)?，借必公案，了我因緣云?！泵魅f歷二十九年《唐詩類苑》書前有：“陳衙藏板，翻刻必究?！比f歷四十四年《月露音》牌記云：“靜常齋藏版，不許翻刻。杭城豐樂橋三官巷口李衙刊發(fā)，每部紋銀八錢。如有翻刻，千里究治?！碧靻㈤g《駢枝別集》印記曰：“凡吾紳士之家，或才堪著述，或力足繕梓，雅能創(chuàng)起，絕不翻襲。倘有好徒，假冒煽惑，重究不貸?！泵髂痘拭鹘浭牢木帯酚∮洖椋骸氨狙貌匕?，翻版千里比究?！钡拦庠昕瘫纠钊暾洹剁R花緣》書前有：“道

9、光元年新鐫，翻刻必究”。三、對事件的一種解釋——思想控制論對這些事件，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解釋。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安守廉教授基于文化論的立場，認為帝制中國時代皇家給予某些圖書印制的壟斷進而對盜印這些圖書的現(xiàn)象進行制止的行為乃是帝國控制思想流傳的一部分，不能認定為保護知識產權，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中國古代普遍設有一個書籍出版前的審查程序，審查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私人復制專屬國家控制的教材和防止私刻異端材料，其中最主要的是歷法、歷書、四

10、書、五經之類。這些書籍中所包含的時間和天文對于溝通人類和自然事件非常重要，屬于宮廷星相學的控制范疇。第二，國家制止盜印沒有相應的民事救濟手段，相反，它卻訂立了嚴厲的刑罰措施。第三，中國“信而好古”的政治文化沒有發(fā)展出關于作品獨創(chuàng)性的觀念，也沒有發(fā)展出智慧成果私有的權利。相反，這種與之相對應的東西倒是在17、18世紀的歐洲出現(xiàn)了。在英格蘭和歐洲大陸，人們認為作者、發(fā)明者和其他創(chuàng)新者對其創(chuàng)造物擁有受到法律保護而可與國家對抗的財產利益。越來越

11、多的人相信，社會將因為鼓勵這類人從事于這類工作和傳播他們的成就而獲得益處。一句話，帝制中國沒有把圖書盜印現(xiàn)象當作關乎私權的事情。四、對事件的另一種解釋——版權保護論筆者不贊成這種看法，相反，我倒認為中國自宋代以來就存在版權保護，當然沒有版權法。理由是：第一，一個史實是，在明朝基本上取消了書籍出版前的審查登記程序，而采納了一種比較開明的政策。整個明朝，無論是國史、官史、諫諍之辭，還是市井文字、小說艷曲，都可以由坊肆公然刊行。第二，如果國家

12、的目的是為了完全控制思想，那么它應該鼓勵四書五經的流行，因為這是封建國家統(tǒng)治的基礎。第三，史料說明，國家控制盜印的圖書有很大一部分與當時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第四，沒有民事救濟措施，也不能完全否認對智慧成果保護的性質，因為，現(xiàn)在一般的教材上在講某個民事權利的保護時，往往在講了民事保護以后，接著又講行政保護和刑事保護。第五，如果國家政權的目的在于控制思想的流傳，那么，它就不應僅控制盜印書的發(fā)行，因為正版書同樣可以顛覆帝國的意識形態(tài)

13、。第六，即使封建王朝制止盜印的目的真的是為了控制思想，也不能否定它對文字作品保護的性質。因為目的是政策制定者愿望的反映，而效果是所有參與人的不同看法。黃宗智也認為，如果從西方自由民主的傳統(tǒng)看中國，則非常危險地忽略了中國社會的實際。我們應該面對的是中國事實上存在的東西，并去理解它的邏輯與實踐。第七，當時的文獻中說明了禁止翻版的原因在于作品是“一生燈窗辛勤所就”，怕“徒勞心力，枉費錢本”，恐“嗜利之徒”，而且也規(guī)定了“陳告、追人、毀板”等懲

14、罰措施。基于這些理由，筆者堅持中國古代存在對智慧成果的保護這樣一種事實。在筆者看來，盡管下層百姓和封建統(tǒng)治者對圖書盜印所持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盜印在皇朝與民間書坊那里構成了他們共同關心的話題。下層的民眾與上層的權貴受感于同樣的不測，這本身就暗示社會上存在著一個有著緊密內在關聯(lián)的文化網絡。然而，下層民間書坊與上層權貴的生活所依賴的手段是不同的，因此，他們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也就當然存在著差異。與此相應，盜版對他們形成的沖擊也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