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絲綢之路

1、1 怎樣理解“絲綢之路” 怎樣理解“絲綢之路” 榮新江 榮新江 （北京大學(xué)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絲綢之路”這個名字是德國地理學(xué)家李?；舴遥‵. von Richthofen）命名的，他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 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mào)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 （德文作 Seidenstrassen，英文作 Silk Road） 。后來德國歷史學(xué)家赫爾曼（A. Herrmann）又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考古資料， 進一步把中國古代經(jīng)由

2、中亞通往南亞、 西亞以及歐洲、 北非的陸上貿(mào)易交往的通道稱作“絲綢之路” 。由此有的人就理所當然地認為，絲綢之路是從中國中原地區(qū)一直到地中海世界的一條貫通道路，人們可以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于是由此推演， 進一步認為如果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區(qū)處于對立或閉關(guān)狀態(tài)， 那么絲綢之路就是斷絕的； 于是乎得出結(jié)論說，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通少斷多” 。持有這種觀點的中外學(xué)者并不少，但其實這是對絲綢之路的誤解。以下從兩個方面來談?wù)劰P者的看法。 絲綢之路 絲綢

3、之路不僅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業(yè)貿(mào)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 不僅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業(yè)貿(mào)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 事實上， “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最初的意思，是一條以絲綢貿(mào)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強調(diào)的是貿(mào)易路線。 因此， 我們理解絲綢之路， 更應(yīng)當從這條道路上運載的貿(mào)易商品來理解它。換句話說， 就是雖然一個人從中原地區(qū)不一定能夠一路走到羅馬， 但從中原地區(qū)運載出去的絲綢， 卻可以經(jīng)過不斷的轉(zhuǎn)運、 販賣， 最終到達了羅馬。 除了絲綢之外

4、， 其他東西方的物品，如香料、金屬、動植物、技術(shù)產(chǎn)品，乃至思想文化、宗教習(xí)俗、技藝文學(xué)等等，都通過絲綢之路， 從東到西， 或從西到東， 交互往來。 因此， 絲綢之路上的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傳播，并沒有因為政權(quán)的分立、民族之間的沖突而斷絕，官方的往來可以因為政治的原因而終止，但商人、 僧侶往往并不因為政權(quán)間的對立而止步不前， 其實正是因為有政治的對立， 才有其他途徑的溝通。此外，走私和黑市交易，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交通，這些更是官方史料很少記

5、錄的內(nèi)容，因此給人的印象似乎是絲綢之路時常因為政治、軍事沖突而斷絕，其實不然。 以商人為例，最能說明問題的，可能就是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西北長城烽隧下面發(fā)現(xiàn)的粟特文古信札。 這是公元 4 世紀初葉寫成的一組商人信札， 當時正值西晉末年中原兵荒馬亂的歲月，一批來自撒馬爾干（Samarkand）的粟特商人，以涼州武威作為他們商業(yè)活動的大本營。 其中的二號信札是在華商業(yè)集團首領(lǐng)給撒馬爾干的頭人所寫的一份報告， 講述他們在華經(jīng)營活動

6、的情形，其中提到的分支商隊從武威派往洛陽、鄴城、金城（蘭州） 、敦煌等地從事貿(mào)易活動，加上一些信札可能是住在武威、 敦煌的粟特商人寄往樓蘭、于闐等地的信件，充分表明這批粟特商人從粟特本土，沿絲路南線，經(jīng)河西走廊，到中原內(nèi)地的經(jīng)商情況，也勾勒出公元 4 世紀初葉粟特商人所使用的絲路軌跡1。這些商人的活動完全不見漢1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7、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 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ed.,. 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

8、d E.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 91-104；畢波《粟特文古信札漢譯與注釋》，《文史》2004 年第 2輯，73－97 頁。 3 和外界并沒有隔絕。 站在宋朝的角度來看， 傳統(tǒng)的認識都是覺得西夏占領(lǐng)河西走廊以后， 陸上絲綢之路就斷絕了。其實宋朝仍然采用繞過西夏

9、的“秦州路”等道路，與西域交往，于闐的玉石仍不斷被運到北宋都城5。而且宋、夏之間并不是時刻處在敵對狀態(tài)，有的時候還是可以往來的。西夏本身也不是一個閉關(guān)鎖國的王朝，據(jù)西夏仁宗天盛年間（1149-1169）編纂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七記載，西夏對于從大食（阿拉伯地區(qū)） 、西州回鶻國來的使者和商人是給與優(yōu)惠待遇的6。西夏的僧人也有西行印度求法者，同時還有印度高僧到西夏弘法，至于北宋初年經(jīng)陸路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 大多數(shù)也是經(jīng)過西夏領(lǐng)地西行的

10、， 因此可以說西夏對于中印佛教文化交往，也有貢獻7。 遼朝與西域諸國也有交往， 《契丹國志》記載： 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沙州、涼州： 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余人，至契丹貢獻。 玉、珠、犀、乳香、琥珀、瑪瑙器、賓鐵兵器。斜合（suγur）黑皮、褐黑絲、門得絲（mandish）、怕里呵（parnagan）、碙（硇）砂、褐里絲（qars）。已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匹。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8 這里的“大

11、食” ，據(jù)黃時鑒先生考證，當指 874-999 年在中亞河中地區(qū)立國的薩曼王朝， “小食”即石國（塔什干）東北百余里的“小石城” ，也即《大唐西域記》中的笯赤建國9。因此，遼朝與河西走廊和西域南北道以及中亞河中地區(qū)都有著官方的貿(mào)易往來。后來遼朝滅亡時，耶律大石率眾西遷到中亞立國， 并非空穴來風(fēng)， 而是因為遼與西域的關(guān)系一直有著密切的交往，只是漢地的史官和文人沒有記載下來罷了。 其實，漢文傳世文獻對于史事的缺漏是可想而知的，只要接觸過敦煌

12、、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學(xué)者，就會很容易理解這一點。這里我們也舉一個例子，公元 5 世紀中后期的西北地區(qū)，時局最為動蕩不安。439 年北魏滅北涼，北涼王族沮渠無諱、安周兄弟由敦煌奔鄯善，442年北上占領(lǐng)高昌，高昌太守闞爽奔漠北柔然汗國。445 年，北魏遣萬度歸從涼州出發(fā)，西擊鄯善，俘獲其王真達。448 年，萬度歸繼續(xù)西進，攻焉耆。八月，萬度歸大敗焉耆，其王卑失鳩那奔龜茲。十二月，萬度歸進擊龜茲，大獲駝馬而回。沮渠兄弟則在高昌建大涼政權(quán)，450

13、 年滅車師國，占交河城。460 年，柔然殺沮渠安周，滅大涼政權(quán)，立闞伯周為高昌王。約 477 年，闞伯周卒，子義成即位。約 478 年，義成為從兄首歸所殺，首歸即位為王。488年， 闞首歸被從漠北西遷天山北麓的高車王阿伏至羅所殺， 闞氏高昌亡。 高車立張孟明為王，開始張氏高昌王國時代。這段時間里，北魏雖然一度出兵焉耆、龜茲，但很快撤回，沒有對這一地區(qū)實施有效的控制。如果從北魏的角度來說，這段時期的絲綢之路一定是斷絕了。 但吐魯番出土的一

14、件文書，即《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馬條記文5 榮新江、朱麗雙《從進貢到私易：10-11 世紀于闐玉的東漸敦煌與中原》，《敦煌研究》2014 年第 3 期，193－199 頁。 6 史金波等譯注《天盛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284－285 頁。 7 參看陳愛峰《西夏與絲綢之路關(guān)系研究》，蘭州大學(xué)碩士論文，2007 年。相關(guān)研究，參看陳愛峰、趙學(xué)東《西夏與絲綢之路研究綜述》，《西北第二民族學(xué)院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