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雞梁所出木牘、封檢及相關問題研究.pdf

1、拜官版也被稱作除書、告身，與今天的委任狀大略相當，是歷代官文書中一個比較偏僻的門類，文獻記載瑣碎、分散，早期的相關實物極為罕見且遲至近幾十年才被甄別出來，因此專門的研究罕有學者問津?！督痣u梁所出木牘、封檢及相關問題研究》以金雞梁出土的拜官版和封檢為線索，匯集物證，勾稽史料，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相關的文物制度、歷史問題進行了探討。
　　論文的上編嘗試提出了以下意見:
　　1、“版授”一詞出現(xiàn)的時間較早，但具有特殊含義的“版授

2、”概念卻要晚到兩晉之交或東晉初才出現(xiàn)，并且限于江左南方使用，這與其時皇權相對衰落密切相關。拜官版并不專屬于這類“版授”，而是漢至南北朝各等級授官通用的文書載體。
　　2、相對于書寫用紙的普及，拜官版被紙本告身取代的時間要晚到南北朝末，且南北方不應同步。滯后的原因可能與“木主于敬”的觀念長期流行有關。
　　3、盡管拜官版或告身由尚書省或功曹等幾構發(fā)放，但授職行為就形式而言還應是當權者個人意志的體現(xiàn)。因此，就中央封拜而言還須另配

3、冊書、制書等天子文書，地方上則離不開最高行政官長的教文。盡管有時被混稱為除書，但實際上這些文書各具實際功能。
　　4、歷代中央除拜，不同等級對應配發(fā)不同的天子文書，它們的形式隨時代和制度的變遷而流轉。
　　5、魏晉南北朝時期拜官版的名稱繁多，有時也被叫作“尚書勑”，這意味著“敕”字的禁忌須當回歸顧炎武的觀點，即它是南北朝晚期才首先在北方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梳理文獻和出土物，這樣的證據(jù)確能找到。
　　中編關注的核心是拜官版的法定

4、長度，最終的結論否定了宋人程大昌的一尺二寸說。通常拜官用版分為兩等，地方任署少吏使用一尺版，尺一版則通行于中央除拜、“版授”高官以及地方察舉。雖然討論的是拜官版的長度，但結論卻是借助于金雞梁出土的趙清行檢得出的。
　　1、迄今出土的拜官版都是冥器抄件，不足以作為判定正本長度的依據(jù)。
　　2、文獻顯示，征召版檄也有封檢;趙清行檢應是其例。
　　3、通過出土封檢的統(tǒng)一分類，在區(qū)分文書檢和實物檢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文書檢區(qū)劃定

5、為兩大類，一類用于封禁于書囊、篋笥之外，尺寸往往較短;另一類直接附著于底牘之上，尺寸較長。后一類就是文獻中的稱作“函封”，與底牘相合，可稱“書函”或“函書”。趙清行檢應歸入后者。函書的形式自成演變序列，隨著該用來封禁紙本文書，逐步小型化，進而發(fā)展成今天的紙信封。盛奩文書的篋、笥、匱，則可能是后代盛書函匣的前身。
　　4、在可查到數(shù)據(jù)的出土實物中，采用“函書”或“書函”形式的普通官文書長度為一尺，而趙清行檢卻長達尺一。因其用于封禁地

6、方辟舉的版檄，這也就為拜官版的法定長度提供了實證。
　　5、雖然外在形式無別，但有一部分封檢實應歸入“傳”的范疇?！皞鳌弊鳛槿藛T旅行、物品輸遞的通行證，其實物形態(tài)一直存在爭議。在封檢分類過程中，意外地甄別出了一組人員用“傳”的實物。人員用傳一般采用露布形式，且地方軍事系統(tǒng)發(fā)放者多有用觚的實例。用以遞送文書、實物的“傳”，其主體其實就由文書檢和實物檢構成，只是多數(shù)情況下還需背靠背地綁上一枚“緘”，以標明傳遞方式。
　　論文的下

7、編，利用金雞梁等地出土的前涼拜官版重新考定了李柏文書的年代，將它的寫作時間由東晉提前到了西晉晚期。論證過程中，還附帶提出了以下見解:
　　1、前涼最高級別的官文書稱“令”不稱“詔”，其最高行政機構除了張祚僭偽時外，也始終是上公府或太府，左右長史、司馬通常在其中充當重要角色。
　　2、與李柏文書年代密切的出土地問題，應當維持發(fā)現(xiàn)者本人的意見。至于LK出土說的一個重要來源——LA遺址非樓蘭說，實由于王國維先生用錯了地圖才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