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之路——1949-1966大陸《大公報》史研究.pdf

1、本論文以動態(tài)視角具體呈現1949-1966年大陸《大公報》艱難曲折的“新生”之路，即從民營綜合報向黨辦專業(yè)報的轉型和蛻變，展現歷史洪流中有關各方的互動與調適，包括新政權對《大公報》的矛盾與糾結,以及大公報人的困惑與掙扎，探討《大公報》由“新生”而消亡的歷史過程與緣由。
　　《大公報》是一張傳統深厚的民間大報，傳統越深厚，“新生”則越困難。因此，對1949-1966大陸《大公報》的研究，首先要搞清楚《大公報》宣言“新生”之際所背負的

2、歷史“遺產”，這是其“新生”之路的起點，也是其最終消亡之因深蘊所在。本論文認為，《大公報》昔日作為“輿論重鎮(zhèn)”的光榮，建基于其“文人論政”的新聞觀、“自由民主”的政治觀以及“報恩主義”的道德觀之上；然而，跨過1949分水嶺之后，“三觀”不合，昔日榮光立成“原罪”，《大公報》據以發(fā)言記事的新聞觀、政治觀、道德觀與新體制、新規(guī)范沖突抵牾，格格不入。由此，《大公報》的“新生”之路，注定也是一個不斷被否定與自我否定、不斷被批判與自我批判的貶抑之

3、路、消亡之路。
　　在“新生”與消亡之間，《大公報》的“新生”之路，猶如光譜連續(xù)變化，不落痕跡。為便于研究，本論文首先在縱向時間維度上，把《大公報》“新生”過程大致劃分為宣布“新生”后、不斷改造中、脫胎換骨時等三個階段，以約略展示《大公報》由一張資產階級民間大報向無產階級專業(yè)黨報轉型變遷的艱難過程。其次，在橫截面剖析維度上，先后具體分析了“從民營到黨辦”和“從綜合報到專業(yè)報”兩個“新生”路向，其間著力凸顯新政權一方與《大公報》民營

4、報人一方的互動與調適，以及歷史結構“外部過程”與行動者“理性選擇”“內部過程”的協商與博弈，亦即把“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兩種視角結合起來，力圖真實再現和還原歷史變遷中的種種復雜面相。
　　本論文研究發(fā)現，宣布新生后的《大公報》在實現“從民營到黨辦”變遷中，新政權與《大公報》雙方其實經歷過兩次“理性選擇”，選擇中《大公報》股權結構悄然發(fā)生變化，其性質與身份隨之實現根本轉換。第一次選擇，對《大公報》而言，是在“新生”與“死亡”中選

5、擇；對新政權而言，是對待《大公報》的政策在“取締”或“利用”間選擇。第二次選擇發(fā)生在《大公報》嚴重虧損、面臨垮臺危險之時，于《大公報》而言，積極要求公私合營、乃至徹底黨報化以求脫困上位；于新政權而言，則作為被動應變之策，不得不采取“舊瓶裝新酒”之辦法以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大公報”這塊牌子繼續(xù)加以充分利用。同時，在“從綜合報到專業(yè)報”的嬗變中，主從態(tài)勢發(fā)生變化，積極與消極態(tài)度易位。對《大公報》來說，綜合報駕輕就熟而專業(yè)報茫然無措，轉型專

6、業(yè)報實乃“沒有辦法的辦法”，無力、無奈之情顯而易見；對新政權而言，為了建立黨報一統的國營報業(yè)新格局，大力推動“報紙分工”政策，《大公報》轉型專業(yè)報既是適應報紙分工形勢，也是向社會主義過渡、與資產階級決裂的政治斗爭需要，因而新政權對之采取積極推動姿態(tài)。
　　至此，《大公報》的“新生”，表現在辦報主體上，是民營到黨辦的變遷；表現在辦報模式上，是綜合報向專業(yè)報的蛻變。這兩個面向的轉型，都對其新聞與言論的業(yè)務操作產生影響。本論文通過對新生

7、《大公報》三個不同發(fā)展階段新聞與言論不同特點的具體分析，試圖展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新聞本位向宣傳本位、大眾傳播向組織傳播逐步演變的過程與傾向。
　　本論文以“大公”絕響作結。在簡要回顧《大公報》在中國大陸終結過程的基礎上，重點闡述了《大公報》從大陸消亡的緣由，并從“儀式的紀念”和“精神的繼承”兩個層面闡明《大公報》作為報紙形態(tài)雖然消失了，但《大公報》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及其所承載的“大公精神”，還在一代代新聞人心里生根開花，在新聞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