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漢山東”的文學記憶——《水滸傳》與山東英雄敘事研究.pdf

1、山東是孔孟之鄉(xiāng),儒家文化的發(fā)源地,然而一提起"山東人"這一文化形象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體形高大、酒量過人、性格豪爽、勇敢憨厚的"山東大漢"形象,而不是溫文爾雅的儒生,這一有趣的文化現(xiàn)象與四大奇書之一的《水滸傳》密切相關.《水滸傳》以山東農民起義為背景,塑造了外在勇力和內在品格完美結合的"梁山好漢"群體英雄形象,這些文學形象作為"原型"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深層心理結構,成為他者想象山東人的共同審美經驗和"好漢山東"地域文化形象建構和身份認同的

2、重要媒介.《水滸傳》不僅開拓了山東英雄敘事的新領域,而且形成了獨特的英雄敘事傳統(tǒng),深深影響了山東近百年英雄敘事作品的發(fā)展路徑.本文力圖從《水滸傳》對山東英雄敘事的影響入手,歸納總結不同歷史時期山東英雄敘事的藝術精神和審美特征,揭示以《水滸傳》為代表的文學作品在"好漢山東"地域文學形象建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大致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水滸傳》與山東英雄敘事《水滸傳》作為山東英雄敘事文學的范本,首先塑造了具有永恒藝術魅力的"

3、梁山好漢"審美形象.這群英雄好漢不僅具有高大威猛的體形、強悍粗獷的外貌、超乎尋常的力量和武藝,而且具有除惡揚善、見義勇為、耿直豪爽、勇于反抗的內在品格.他們作為一種形象原型,成為"好漢山東"地域文化形象和地域文化人格建構的重要參照物,不同時代的作家從中吸取符合時代要求的因素,重新塑造出"抗暴英雄"、"傳奇英雄"、"草莽英雄"等不同類型的人物形象.其次,《水滸傳》想象出了一個與黑暗現(xiàn)實世界相對的烏托邦世界--水泊梁山.作者虛構的這個江湖世

4、界是理想的政治理念、生存狀態(tài)、生命樣式的喻體,后來作品中出現(xiàn)的"關東"、"延安"、"新中國"、"高密東北鄉(xiāng)"等理想樂土都是水泊梁山的變體,雖然它們的內容有所不同,但都承續(xù)了梁山好漢的烏托邦夢想.最后,為了塑造梁山好漢,作者采用了"官逼民反"、"神魔斗法"、"復仇"等敘事模式,將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沖突中,展現(xiàn)其復雜的內心世界,這些都是可供后來作品繼承、借鑒的重要資源. 第二部分:動蕩的鄉(xiāng)土與抗暴英雄敘事王統(tǒng)照、楊振聲、王思玷等先驅

5、作家筆下的20世紀20、30年代的山東鄉(xiāng)村,跟《水滸傳》描述的北宋時期的現(xiàn)實景別一樣黑暗:捐苛稅重、兵匪如毛、民不聊生.掙扎在生死邊緣的農民為了爭取生存權利,像梁山好漢一樣揭竿而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徐利、皖生、湘生、穆三等抗暴英雄嫉惡如仇、不畏強暴、勇于反抗的梁山好漢性格,雖然他們的反抗具有自發(fā)性、盲目性,但正是這群"準革命英雄"在以后的革命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主力軍的作用. 第三部分:革命的烽火與傳奇英雄敘事歷史進入20世紀30年代,

6、隨著戰(zhàn)火的日益猛烈,這一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迅速"戰(zhàn)爭化",出現(xiàn)了《一壇血》《血染濰河》《馬石山上》《地覆天翻記》等一系列圍繞戰(zhàn)爭、反映戰(zhàn)爭、配合戰(zhàn)爭的小說,由于緊張的文學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和宣傳功能的極大強調,這些作品比較粗糙和匆忙,藝術成就不高.建國后的《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大刀記》等作品,成功借鑒了《水滸傳》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節(jié)設置、整體結構布局等方面經驗,通過由個體英雄到集體英雄的量變,由抗暴英雄成長為革命傳奇英雄的質變,由個人恩怨

7、升華為階級仇恨的轉變,由政治敵我斗爭簡化為道德善惡對立等敘事策略,成功刻畫了劉洪、楊子榮、梁永生等革命傳奇英雄形象.他們在"革命"合法外衣的掩護下,上演了現(xiàn)代版的水滸英雄故事,暗合了人們的閱讀期待,喚醒了人們關于梁山好漢的文學記憶,強化了"好漢山東"的地域文化形象. 第四部分:歷史的際遇與草莽英雄敘事歷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文革"劫難后,在拉美文學風暴的刺激下,在尋根文學思潮興起的背景下,苗長水、李存葆等新時期作家,塑造了李

8、山、潤兒、梁三喜等一系列平民英雄形象,在這些沂蒙人身上閃爍著堅韌、善良、寬厚等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因子.而莫言、尤鳳偉等作家則選擇了余占鰲、二爺?shù)?土匪"形象作為人性探險的切入點,在這些草莽英雄身上既有桀驁不馴、自由不羈、蔑視一切道德法則的"匪氣",又有剽悍頑強、維護正義、反抗侵略的英雄"豪氣",充分展現(xiàn)了人性的復雜內容,同時也暗示了山東地域文化形象的復雜性.一方面有以儒家傳統(tǒng)文化為代表的官方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又有以"好漢山東"為代表的民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