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服形制研究.pdf

1、補服制度是明清時期重要的服裝制度，官員服裝的胸前、背后縫綴有補子，以不同的“禽”和“獸”紋樣區(qū)分文武職司，并將文武官職各分為九品。補服的穿著有嚴格的規(guī)定，不按照規(guī)定使用將會受到懲處。補服制度始于明代。清代官員所著補服，借鑒明制，在形制上融合了滿、漢兩個民族的服飾理念。清代是一個由滿民族建立的王朝，非常注重在服裝上保留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清代的補服制度是在明代基礎(chǔ)上的繼承與更定，明清兩代的補服無論是在制度上還是服裝的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別。它們

2、之間的差異不是短期形成的，而是在政治、經(jīng)濟等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下的漸變。本文在全面梳理有關(guān)補服制度演變過程文獻資料的基礎(chǔ)上，對明清補服制度的內(nèi)涵及演變過程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進行一次基本而全面的評價。
　　 論文的內(nèi)容，基本上以統(tǒng)合和分類兩種寫作方式組成。對于補服制度的形成和制度之演變過程，主要以整體統(tǒng)合的方式進行考查;對于補服構(gòu)成要件、紋樣的特征，則按照各自的特征分門別類后，加以分析和比較。
　　 本文在梳理文獻資料的基

3、礎(chǔ)上，結(jié)合圖像和實物資料進行互證。并復(fù)原繪制了大量補子主題紋樣，通過比較提煉出標志性特征。敘述的方式以歸納法為主，研究的結(jié)果較多的采用圖表的方式進行總結(jié)。
　　 主要研究的內(nèi)容和結(jié)論如下:
　　 官服上標示品級的紋樣曾以“花樣”及“胸背”呼之，補子之名在明后期出現(xiàn)，“補子”一詞包含了裝飾在服裝上的位置、縫綴形式以及花樣品級三方面的內(nèi)涵。
　　 補服制度的確立經(jīng)過了一個不斷修訂與完善的過程。最晚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

4、393)，作為上下有序在服制上的體現(xiàn)，補子紋樣在服裝上的排序已基本完成，當時區(qū)分官員品級的紋樣存在不同品級之間可以混用的現(xiàn)象。在景泰四年(1453)、天順二年(1458)、成化二年(1466)、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六年(1527)、嘉靖十六年(1537)以及嘉靖三十年(1551)，明王朝都對服制進行過補充與完善。最大的一次品官花樣細分是在嘉靖十六年(1537)，文官用品級花樣細分到了逐一官階。至明晚期補子名稱的出現(xiàn)，完整意義上的

5、明代補服制度確立了。
　　 清代補服制度的建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后金定制;第二階段是崇德年間至順治八年，服制的發(fā)展為補服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chǔ);第三階段，順治九年(1652)補服制度確立，進入不斷修正與完善期。此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對補服制度進行過修正，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皇朝禮器圖式》編撰完成，補服制度沒有再進行大的調(diào)整。
　　 明代要求官員使用符合身份地位補子的服裝包括:常服、忠靜服、保

6、和服、貼裹、直身、大褶、順褶，它們款式不一，色彩相異、穿著的人員身份也各不相同。清在入關(guān)后的特殊時期使用過明代補服的款式，補服制度確立后，統(tǒng)一使用對襟褂的樣式，顏色為藍色調(diào)。至《皇朝禮器圖式》編撰完成，明確規(guī)定，各級官員補服色用石青，一直沿用至清末。
　　 明清時期補子紋樣的構(gòu)圖形式、主題紋樣數(shù)量有所不同。用以標識官員身份的主題紋樣，呈現(xiàn)符號化的趨勢，一些動物的形體特征被弱化了，紋樣之間易產(chǎn)生混淆。本文復(fù)原繪制了不同時期、不同品

7、級補子的主題紋樣，對比、歸納出了各品級補子主題紋樣的標志性特征，并指出:補子主題紋樣辨認時，形體而非色彩是辨認的第一要素，應(yīng)立足于共性，分析紋樣個性，結(jié)合實際情況，綜合加以判斷。
　　 補服是清代所規(guī)定的吉、嘉、軍、賓四禮中的常需之服。清代律例針對補服的穿著，規(guī)定具體而細致。但在制度的實施過程中，違例現(xiàn)象卻是屢屢出現(xiàn)，如紋樣的越級使用、普通官員使用圓補等等。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主要在三個方面:一、上尤下效，上級官員不按規(guī)定使用補子

8、，下級官員效尤成風;二、加級制度。三、皇帝出于特殊原因的賞賜。
　　 補服有紗、單、夾、裘之分，基本的換穿順序是:葛紗一芝紗一實地紗—單—夾—棉—裘。三伏之時，容許不穿補褂禮見，俗謂“免褂”，又稱“花衣期”。
　　 補服在清代具有吉服與禮服的雙重功能。補服與蟒袍套穿時，是吉服。《皇朝禮器圖式》成書時增加了蟒袍與補服之制，但是蟒袍與補服的套穿并非是始于乾隆時期，在康熙、雍正年間以及乾隆十六年(1751)都有官員蟒袍補服套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