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受戒》的生活原型

1、<p>　　關于《受戒》的生活原型</p><p>　　新時期汪曾祺文壇復出后，我迅即抓緊與他同鄉(xiāng)的有利條件，不失時機地對他進行了跟蹤研究。他的《受戒》、《大淖記事》、《異秉》等一組以故鄉(xiāng)高郵舊生活為背景的小說發(fā)表后不久，我就在《北京文學》發(fā)表了對汪曾祺作品的長篇評論（見《北京文學》1981年8月號），也就是從那時起，我與汪曾祺建立了長期的通信關系。他一生共給我寫過38封信，其中1981年8月11日的來

2、信，重點談《受戒》的生活原型問題，兼及他當時的創(chuàng)作情況，并就外界有些人對他的作品一些不當看法作出了委婉回應。 </p><p>　　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p><p><b>　　建華同志： </b></p><p>　　8月5日來信看到。――我到青島去住了半個月，昨天回來才看到。 </p><p>　　我曾在《小說選

3、刊》上發(fā)表過一篇《關于〈受戒〉》（大概是今年的第一期或第二期，我手邊無此雜志），你要了解的問題，文中大都說了，你可以找來看看。 </p><p>　　庵趙莊是有的。那個庵叫什么庵我已經(jīng)記不得了。反正不叫荸薺庵，荸薺庵是我造出來的庵名。我曾在這個庵里住了將近半年，就在小說里寫的“一花一世界”那幾間后屋里。三個大和尚和他們的生活大體如小說中所寫。明海是虛構的。大英子．小英子有那么兩個人。 </p>&l

4、t;p>　　“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無甚深意，不必索解。 </p><p>　　《莫名其妙的捧場》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樣說，由他說去吧。你要爭鳴，似也可以。但不必說是有生活原型的。原因如你所說，小說不是照搬生活。 </p><p>　　你的評《大淖記事》等三篇小說的文章，《北京文學》已發(fā)在八月號，再有十來天即可見廣告。我在青島還寫了一篇《徙》，也是寫家鄉(xiāng)人物的。估計《北京文學》會用（我

5、到青島是應《北京文學》之邀而去的）。發(fā)表后，你可看看。一個人對一個地方，一個時期生話的觀察，是不能用一篇東西來評量的。單看《受戒》，容易誤會我把舊社會寫得太美，參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 </p><p><b>　　問好！ </b></p><p><b>　　汪曾祺 </b></p><p><b>

6、;　　八月十一日 </b></p><p>　　在這之前，我給汪曾祺去了一封信，向他提出三個問題：《受戒》中寫的一切有生活原型嗎？稿末寫的“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寓意是什么？他自己對批評《受戒》的文章什么看法？汪曾祺及時給我復了信，對我提的三個問題逐一簡復。 </p><p>　　關于《受戒》發(fā)表的前前后后的有關情況，我在《汪曾祺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和《汪曾祺

7、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兩書中都曾作過詳細的敘述，此處不再贅言。我只想強調(diào)一點，即，以描寫高郵農(nóng)村一個純情農(nóng)家少女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之間的朦朧愛情的《受戒》，其所寫的題材于今天看來，實在算不了什么，但在剛剛粉碎“四人幫”后不久、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春光在中華大地只不過才隱隱初現(xiàn)、而絕大多數(shù)人尚未完全掙脫多年來“左”的觀念的束縛的特別時刻，寫《受戒》、發(fā)表《受戒》、甚至公開表示喜歡《受戒》的人都需要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氣。

8、正因如此，當《北京文學》的負責人李清泉偶然得知汪曾祺寫了《受戒》，他立即敏感地覺得這是非常之作，其時，他還不太了解汪曾祺的情況，但他果斷地輾轉(zhuǎn)托人向汪曾祺索要了小說的手稿；而汪曾祺隨稿附上的一紙短簡，則明確地說：“發(fā)表它是要膽量的”；發(fā)表后，文壇矚目，讀者喜歡，評論家唐摯、張同吾率先在《文藝報》和《北京文學》公開撰文表示贊賞！《受戒》就這樣成了眾人矚目的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的一支報春新花！ </p><p>　　汪

9、曾祺創(chuàng)作的以故鄉(xiāng)高郵舊生活為背景的小說，并不是從《受戒》開始，甚至早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他就寫了取材故鄉(xiāng)高郵的《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但新時期之初創(chuàng)作并發(fā)表的《受戒》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不僅標志著汪曾祺文壇沉寂多年后的正式復出，也顯示了他的創(chuàng)作從此邁入新階段，走向成熟期。作者在《受戒》之后源源不斷發(fā)表的取材于故鄉(xiāng)高郵舊生活的作品，表現(xiàn)了健康的人性和美，具有感人肺腑的真情，也正是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當代中國文壇的獨特地位。這些作

10、品的誕生固然由于作者有一支化平淡為神奇的筆，更因為他一直堅持從生活出發(fā)，絕不天馬行空地胡編亂造，不妨說，他的作品是從肥沃的現(xiàn)實生活土壤里綻放出來的美麗花朵，具有清新宜人的生活氣息和不容置疑的真實力量。汪曾祺在《〈孤蒲深處〉自序》中明確地說：“我寫小說，是要有真情實感的，沙上建塔，我沒有這個本事。我的小說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边@也是汪曾祺創(chuàng)作一個重要特色。還有一個可貴之處是，當汪曾祺被生活中的人和事打動后，他并不急著寫到作品里，他固執(zhí)

11、地認為并一直堅守著這樣一個創(chuàng)作原則：“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jīng)過反復沉</p><p>　　那么，《受戒》從生活到藝術究竟是一條怎樣的路呢？特別是作品中那個美麗如鮮花、清純?nèi)缛男∮⒆拥脑偷降资鞘裁礃幼幽兀?</p><p>　　如同汪曾祺在給我的信中所說“庵趙莊是有的”。1937年夏，日本人攻占了江陰，正在江陰南菁中學讀高中的汪曾祺，被

12、迫中斷了學業(yè)回到高郵，隨著祖父、父親，到庵趙莊躲避戰(zhàn)火，一住就是半年。庵趙莊在高郵城的北面，離縣城約15華里。它原先是一個個散落的自然村的總名，幾經(jīng)歷史變遷，庵趙莊已不復存在，現(xiàn)在這里是高郵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中的昌農(nóng)村，只有上了年紀的老人還記得，昌農(nóng)村就是庵趙莊的舊址。歷史上的庵趙莊曾經(jīng)有個庵，汪曾祺信中說：“那個庵叫什么庵我已經(jīng)記不得了。反正不叫荸薺庵，荸薺庵是我造出來的庵名。”事實是，庵趙莊原來那個庵叫慧園庵，但汪曾祺記不得了；而《受戒》中

13、寫的荸薺庵，也不是汪曾祺“造出來的庵名”，高郵城上就有一個荸薺庵，離汪曾祺家不遠，年幼時好走動的汪曾祺想必也去過，到幾十年后創(chuàng)作《受戒》時，他鬼使神差地把這庵名用上了，并且以為是自己造出來的。 </p><p>　　凡讀過《受戒》的人，無不對稿末“寫四十三年前一個夢”那一行字十分關注。從字面看，是作者借小說回憶四十三年前在庵趙莊躲避戰(zhàn)火的生活，人老了懷舊，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中外許多作家都在上了年紀后寫下不少懷舊

14、的精彩篇章，汪曾祺也不例外?？墒?，汪曾祺為什么要把懷念的過去的那段生活稱之為“一個夢”、而且特意醒目地標出呢？他在給我的信中輕描淡寫地說：“無甚深意，不必索解”，但每一個讀了《受戒》的人看了這行字，無法不心生疑竇并且總會去索解的。我在1980年10月第一次讀到《受戒》，就對“寫四十三年前一個夢”這一行字，思考再三，恨不得立即見到汪曾祺當面問個明白。到了有機會與汪曾祺書來信往后，自然迫不及待地在信中提出這個問題。他在回信中說：“無甚深意，

15、不必索解”，我是不好再問了，別人卻仍然會問的，問的人多了，汪曾祺終于不再閃爍其詞不作正面回答了。1988年4月號《上海文學》發(fā)表了汪曾祺與施叔青的對話長篇報道，同年5月14日《文藝報》上發(fā)表了舒非寫的散文《汪曾祺側(cè)寫》，兩篇文章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這句話到底寓意何在？有趣的是，這兩位都是香港的女作家，大概汪曾祺不好意思搪塞女作家，終于將這</p><p>　　當然，盡管兩位女作家在當面采訪汪曾

16、祺后，明白地把“夢”的含義如實地寫出來公之于眾，我們也不能就此對號入座，斷定《受戒》所寫的就是汪曾祺的真實生活，因為，小說不是史傳，從作家眼中所見的生活到表現(xiàn)到紙上的生活，總是要變樣的，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常識。但《受戒》中的小英子必有生活原型也是肯定無疑的。現(xiàn)實生活中確實有一個女孩大英子，但汪曾祺在寫《受戒》時卻寫成了大英子、小英子兩個人。生活中的大英子留給汪曾祺終身難忘的美好印象是：思無邪，“她們感情的發(fā)育是非常健康的，沒有經(jīng)過扭曲，跟城

17、市受教育的女孩不同，她們比較純，在性的觀念上比較解放”（見汪曾祺與施叔青的談話），這一切在《受戒》中的小英子身上得到生動形象的表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受戒》中寫的大英子，與生活中的大英子同名，但她卻是小英子的陪襯，甚至簡直就是一個符號。為什么汪曾祺把生活中的一個人寫成作品中兩個人，而真人反而變成符號呢？我以為汪曾祺在這里其實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小說都有生活中的原型，“沙上建塔，我沒有這個本事”；但他又特別希望讀者，“特別是我的家鄉(xiāng)人不要考

18、證我的小說哪篇寫的是誰。如果這樣索起隱來，我就會有吃不完的官司的?！保ㄒ姟丁摧云焉钐帯?lt;/p><p>　　《受戒》是汪曾祺個人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代表作，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文學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為慶祝國慶六十周年組織專家學者編著出版的《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楊匡漢楊早主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9月出版），將《受戒》列入“六十部”之中，這是一個鄭重的抉擇，也

19、是對《受戒》的高度評價和肯定。 </p><p>　　但，發(fā)表《受戒》的那個時期，畢竟是一個料峭春寒的時刻！就在文藝界和廣大讀者對別具風采的《受戒》表示由衷喜愛的時候，揮舞著“左”的旗幟對《受戒》進行嚴厲批評的聲音出現(xiàn)了。1981年第7期《作品與爭鳴》發(fā)表了署名國東、題為《莫名其妙的捧場-――讀〈受戒〉的某些評論有感》文章，該文武斷地認為《受戒》的描寫“是離奇怪誕、脫離了生活的真實”；指責贊美《受戒》的評論“莫名

20、其妙”、“硬要從（作品）中去尋覓它的什么教育意義，并言過其實地加以夸大、頌揚……”等等。我正是看了這篇文章后寫信給汪老、并表示要寫文章反駁，汪老在回復我的信中說：“《莫名其妙的吹捧》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樣說，由他說去吧。”短短兩句，流露出些許無奈。作為一名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在文壇嶄露頭角、解放后經(jīng)歷過多次政治運動、并于1958年因單位右派名額不足而被補劃為右派的老作家，汪老當然熟悉那種強辭奪理、咄咄逼人的左調(diào)文風，這種文風在“文化大革命”

21、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其最大特點是，開口便是詰問：“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明明自己不熟悉生活、卻總是自以為是地以生活的見證者自居，與此同時，則蠻不講理地肯定別人是歪曲生活。撇開究竟有沒有這樣的生活不</p><p>　　這封信中最后一段話很值得注意：“一個人對一個地方，一個時期生活的觀察，是不能用一篇東西來評量的。單看《受戒》，容易誤會我把舊社會寫得太美，參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眾所周知，汪曾祺新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