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來臺灣的藏族史研究

1、設(shè)為首頁加入收藏藏文版English簡體中文繁體中文2008年7月11日星期五搜索新聞視野文化講堂西藏博客魅力西藏關(guān)注西藏歷史漫游宗教世界藏學研究雪域教育文化博覽感知西藏西藏名人專題集錦走進協(xié)會當前位置：西藏文化網(wǎng)中文版藏學研究中國藏學研究藏學動態(tài)近五十年來臺灣的藏族史研究近五十年來臺灣的藏族史研究20070322來源：作者：林冠群【字體：大中小】[發(fā)表評論]一、前言一、前言文崇一教授于一九七二年，曾以為臺灣的史學多半停滯在描述的階段，

2、而民族史的研究與歷史學的研究相較，可能還落后一大段路（1）。一九八四年四月間，日本著名藏學家山口瑞鳳教授來臺參加學術(shù)研討會，與國內(nèi)邊疆學界接觸以后，曾直言以為臺灣的中國邊疆研究水平，除少數(shù)人外，仍比不上清末的水平（2）。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滿族學者那思陸教授更譏評臺灣的邊疆研究乃“閉門造車”（3）。適巧，在同時期大陸知名藏學家王堯教授亦撰文批評，臺灣藏學界自我封閉，真正是“閉門造車”（4）。綜上述人士所云，臺灣的有關(guān)中國邊疆研究，在一九

3、八九年以前，似乎沒有獲得很好的評價。藏學乃臺灣有關(guān)中國邊疆研究的一環(huán)，藏族史更是藏學很重要的一個學門，是判斷一地藏學水平高下的一個重要通論性質(zhì)的整理，為爾后臺灣藏族史研究以通論方式處理者，作了開創(chuàng)性的示范作用。數(shù)年后，劉義棠氏撰著《中國邊疆民族史》(1969)一書（15），對藏族史做更為詳備的整理。事實上，臺灣的藏族史研究，早先與大陸時期的邊政學界及人類學界淵源較深。吾人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曾撰寫有關(guān)藏族史論著者，泰半為邊政

4、學者與人類學者，如周昆田、高長柱、凌純聲、芮逸夫、歐陽無畏等諸位先生，即可看出端倪。其中以芮逸夫氏及歐陽無畏氏影響最大。芮逸夫氏在藏族史方面，雖僅有《唐代南詔與吐蕃》一文（16），但芮氏長期在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以下簡稱民華所）授課，對民華所的藏族史研究有一定的影響。而且芮氏曾指導(dǎo)王吉林氏撰寫博士論文《唐代南詔與李唐關(guān)系之研究》（17），該文由于涉及與藏族的關(guān)系，因此王吉林氏獲得芮逸夫氏在此方面的不少指導(dǎo)，而王吉林氏獲得博士學位以

5、后，于文大史學系所、民華所及政大邊政所，任教有關(guān)藏族史課程，影響匪淺。然而能有系統(tǒng)的教學、指導(dǎo)后進研究者，則屬歐陽無畏氏，應(yīng)可堪稱為臺灣藏學之父。早歲畢業(yè)于東北馮庸大學，后入藏在拉薩哲蚌寺果芒札倉出家，法名群佩吉美（Chosvphelvjigsmed）。歐陽氏在藏潛修十八年，學畢五部大論，候補拉然巴格西。來臺后，一直從事藏學方面的教學，除在政大邊政系所講授藏語文、西藏社會文化與藏族史課程外，于每周六在深坑寓所私人講學，長達二十余年。曾講

6、授過的課目有：西藏古典文法《松居巴》及《大金局巴》本頌及《司徒講義》、藏劇本《蓮花林的故事》、《色日仙女傳》、西藏格言詩《水木論》、西藏詩論及其舉例、《藏文尺牘》、十四世達賴之《吾土吾民》、五世達賴之《西藏王臣史》、夏喀巴氏之《西藏政治史》、松巴堪布之《世界廣說》中之西藏地理部分、達蘭色拉新刊教科書《西藏佛教史》、《北京版“甘珠爾”、“丹珠爾”目錄》、因明入門－－《兌札》、《內(nèi)外宗義略論寶鬘》、宗喀巴之《現(xiàn)觀莊嚴論金鬘疏》及《入中論善顯

7、密意疏》等（18）。在上述課目的教導(dǎo)下，歐陽無畏氏的門生受到“全方位”的指導(dǎo)（19），在藏語文、藏傳佛教乃至于西藏的人文背景知識等方面的具備，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提供了從事藏族史研究所必備的條件。歐陽氏的門生，如蕭金松、徐新登、邱螢輝、張駿逸、陳又新、胡進杉等先生，長期在歐陽氏嚴格的教導(dǎo)與熏陶，普遍地具備了西藏語文的能力，能夠直接從藏文原典下功夫，不必再借重翻譯作品。而且對西藏的社會、文化，乃至藏傳佛教等，無不熟稔。這種治學條件的具備，

8、自是與從未接觸過藏學或全然僅靠漢文材料以及外文翻譯作品的研究，自然有了長足的進步與突破。所謂“以藏還藏”，臺灣的藏族史研究，開始有了“西藏味”，而上述歐陽氏的門生，遂成為臺灣藏族史范疇的研究中堅（20）。另王吉林氏亦曾從歐陽無畏氏游，受歐陽氏的影響。筆者則同受教于劉義棠、王吉林及蕭金松等諸位先生，屬第三代云。其它從事藏族史研究的有:文化大學民華所系統(tǒng)的呂秋文、王美霞、楊嘉銘諸位先生，以及孫子和（黨史會）、莊吉發(fā)、馮明珠（故宮博物院）、耿

9、振華（臺北師范學院）等諸位先生。前述李符桐、芮逸夫、歐陽無畏諸氏的弟子門人，于一九八０年代以后逐漸傳承了第一代先輩的研究與教學的任務(wù)。而臺灣的藏族史研究隨著新血輪的投入，與時代的變遷、客觀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而有很大的變化。臺灣有關(guān)藏學乃至于藏族史的研究發(fā)展，主要是受政治層面的影響。吾人從臺灣自一九四九年以后至一九八六年之間，臺灣有關(guān)藏學的論著數(shù)量變化及論著內(nèi)容主題的分布，就能了解筆者所言不虛。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發(fā)生反抗中共統(tǒng)治運

10、動之前的十年間，臺灣的藏學方面論著數(shù)量有八十篇，其中有關(guān)于藏族史的論著數(shù)量僅有六篇（21）。此期間臺灣的藏學研究仍承襲大陸時期《邊政公論》、《邊事研究》等期刊的作風，多注意西藏的涉外關(guān)系與邊界問題。自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發(fā)生叛亂后，至一九六九年止的十年間，臺灣藏學論著產(chǎn)量突增達二三五篇（22）。緊接著一九七０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十年，隨著關(guān)注西藏叛亂熱潮的消退，藏學論著的數(shù)量也隨之遽降，又恢復(fù)一九五九年三月以前的靜寂，僅有八十一篇（23）。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