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研究.pdf

1、無論何種訴訟制度，對刑事追訴權與刑事裁判權進行時間維度的規(guī)限，是一個共同的選擇，刑事訴訟辦案期間制度的存在具有普遍性。這種限制盡管表現(xiàn)形式多元——或體現(xiàn)為刑事訴訟中的原則要求，或表現(xiàn)為明確具體的時間量度，但是不同刑事訴訟制度中的辦案期間設置，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了立法技術上的共性和對公正與效率訴訟價值的普遍體認。這些普適價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樣體現(xiàn)在中國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制度表達與制度實踐之中。
　　 本文以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為研究

2、對象，全文秉持著由現(xiàn)象分析到理論抽象，由制度表達辨微到制度運作深究的研究路徑。在對刑事辦案期間概念作出限定的基礎上，主要從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基本理論、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域外考察、中國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規(guī)范考察、中國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實證考察以及中國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可能性變革等幾個方面展開。具體而言，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討論：
　　 在廓清刑事訴訟辦案期間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對辦案期間的基本理論品性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刑事辦案期間不

3、僅蘊涵著效率價值，更承載著公正價值。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制度形態(tài)及其配置模式，受制于其賴以存在的制度結構，與國家追訴權的分配格局、刑事訴訟模式、程序分流狀況以及案件退出機制等等緊密相關，并且對訴訟制度還具有牽制作用。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的設置與運作，主要取決于刑事訴訟中案件事實查明任務與為實現(xiàn)此任務而進行的程序設置。訴訟模式的不同導致了對案件事實得以揭示的程序重心存在差異，而這個重心，同時也是辦案期間制度配置與運作的核心所在。這也在一定程度上

4、決定了刑事訴訟辦案期間配置的非均性。辦案期間制度存在多元的立法表現(xiàn)形式，主要包括具體規(guī)定型與原則規(guī)定型。這表面上看是一種立法技術問題，而事實上，正是刑事訴訟對不同價值的體認程度、司法傳統(tǒng)、訴訟構造、司法權格局等等，從根本上決定了特定訴訟制度中特殊的辦案期間立法模式。
　　 在對基本理論梳理的前提下，從期間制度的現(xiàn)象出發(fā)，對不同法系國家刑事辦案期間制度進行深入考察，以探究辦案期間紛繁表象背后的訴訟價值傾向與制度旨趣。英國和法國分別

5、是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整體上講，辦案期間制度設置采取了原則規(guī)定型與具體規(guī)定型并重的雙軌制立法模式。盡管法律淵源傳統(tǒng)相異，但是兩國期間制度卻具有很多共性。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一，審前程序的辦案期間設置主要以具體規(guī)定型為主；第二，審判程序辦案期間實行原則規(guī)定與具體規(guī)定的雙軌制；第三，違反辦案期間存在消極法律后果。同時經過進一步的分析，因為司法傳統(tǒng)與權力劃分等的差異，兩國辦案期間制度又存在一些較為明顯的相異性。第一，在審前程序中，英國具體

6、規(guī)定型的辦案期間設置相對簡略，而法國具體規(guī)定型的辦案期間設置相較為精密化。第二，在審判程序中，盡管兩國均存在具體明確的辦案期間設置，但英國審判程序具體規(guī)定型辦案期間，既關乎對不同程序環(huán)節(jié)之間的期間控制，同時也關乎事實判斷；而法國審判程序辦案期間設置方面，由于更強調法官“自由心證”在事實認定中的作用，從而期間設置更關注于控制不同程序環(huán)節(jié)之間的間隔時間，防止因為間隔過長而導致的訴訟過分遲延。
　　 對中國問題的探討既是研究的出發(fā)點也

7、是研究的歸宿。本文從制度表達與制度實踐兩個方面展開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中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辦案期間進行了全面的立法規(guī)定，并且具體規(guī)定型的辦案期間涉及了刑事訴訟的三個階段。最為特別的在于對審查起訴程序和審判程序從整體上規(guī)定了具體的辦案期間。盡管在1996年法律修訂后，辦案期間立法發(fā)生了一些較為顯著的變化，但是整體上講，中國的制度規(guī)定依然存在一些明顯不足，這主要體現(xiàn)在：審前程序辦案期間立法粗疏、審查起訴程序與審判程序從整體上規(guī)定具體

8、辦案期間、缺少違反辦案期間的消極后果等等。本文對中國辦案期間制度實踐的考察是以中國西部A省B市C區(qū)的辦案期間運作實踐為樣本進行的，以對C區(qū)1995年至2005年審結刑事案卷的抽樣分析和對C區(qū)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的訪談為實證研究的主要素材來源。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在發(fā)案數(shù)量不斷增長和案件負擔加重的情況下，C區(qū)11年間辦案期間整體上呈縮短趨勢。這種態(tài)勢在偵查程序、審查起訴程序、審判程序中均有程度不同的體現(xiàn)。然而在刑事訴訟整體運作效率提高、辦案期間1

9、1年間整體縮短的表象背后，我們發(fā)現(xiàn)實踐中大量辦案期間的耗費游離于案件事實查明的任務之外。而對此，卻又不能簡單作出“是”與“非”，“對”與“錯”，“合理”與“不合理”等頗為鮮明的判斷。筆者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實踐運作中反映出的問題，與中國刑事訴訟辦案期間特殊的立法模式不無關系。
　　 通過辦案期間基本理論的梳理和它域經驗的反思，更主要的是基于中國刑事辦案期間的制度表達與實踐，對中國辦案期間的制度變革產生了以下幾點啟示：首先應當進行

10、辦案期間設置的理念重塑，轉換功能預設，由強調辦案期間授時功能，轉向授時功能與限時功能并重；在法律改革方面，確立起由單一形式規(guī)制轉向“雙軌制”的整體思路；第二，完善相關的制度配置。主要包括證明標準的梯度性構建，案件退出機制的完善，特殊案件快速處理機制的建立；第三，對現(xiàn)行具體規(guī)定型辦案期間進行變革。主要包括偵查程序辦案期間立法細化與運作控制，審查起訴程序辦案期間立法的精密化、辯方制衡的增強、司法糾違功能的強化，對審判程序辦案期間，主要進行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