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救濟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場經濟規(guī)則研究——以美國歐盟為視角.pdf

1、美國與歐盟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中美與中歐貿易關系迅猛增長，但伴隨著這種增長的是中美與中歐雙邊貿易不平衡的擴大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不斷升溫的貿易摩擦。美國與歐盟頻頻對中國出口產品采取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就是這種貿易摩擦的重要表現(xiàn)。目前，美國與歐盟已經成為對中國發(fā)起反傾銷調查數(shù)量最多的兩個經濟體，截至2005年底，美國與歐盟對中國啟動的反傾銷調查已經分別達到118

2、起和111起；2005年全年國外對我國啟動的16起特殊保障措施案件均由美國和歐盟啟動，產品均涉及紡織品，其中，歐盟對華啟動的特別保障措施為9起，美國為7起，中國出口貿易因此受到嚴重損害。在各種貿易救濟措施中，美國與歐盟貿易救濟法律制度，尤其是反傾銷法中的非市場經濟規(guī)則是中國出口企業(yè)在應對時最為關注的問題和面臨的最大法律障礙。在WTO允許各成員方合法采用的三種貿易救濟措施——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中，都涉及到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特殊規(guī)則

3、。在反傾銷領域，由于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美國與歐盟對中國出口產品正常價值的確定和反傾銷稅率的計算分別適用歧視性的替代國制度和一國一稅原則；在反補貼領域，由于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中國暫時僥幸豁免了美國與歐盟反補貼法的調查，但各種跡象表明，美國與歐盟隨時可能修正其國內法，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中國)啟動反補貼調查；在保障措施領域，由于美國將專門適用于共產主義(非市場經濟)國家的《1974年貿易法》第406條款轉換為專門針對中國的特

4、殊保障措施并在《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加以確定，使得中國原本僅對美國承擔的特別義務轉化為對所有WTO成員方的國際法義務。 國際貿易救濟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場經濟”問題表面上看是一個經濟學命題，但它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歷史和政治背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東西方冷戰(zhàn)的產物。按照西方學者的主流觀點，國際貿易中的自由貿易理論(比較優(yōu)勢理論)無法作為市場經濟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進行貿易的理論依據(jù)，因此，他們用“接合理論”、“經濟優(yōu)勢”理論或者“國

5、家利益”理論來詮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關系，并試圖從理論上說明運用反傾銷、反補貼或“市場擾亂”中的非市場經濟規(guī)則的合理性。 國際貿易救濟法律制度中的非市場經濟規(guī)則缺乏充分的國際法依據(jù)。1947年GATT第6條注釋條款僅僅提出了在對“貿易完全或幾乎完全壟斷”并且其“國內所有產品價格由國家確定”的國家進行反傾銷調查時，決定價格可比性存在特殊困難，但是并沒有指出確定這類國家產品正常價值的具體方法。反傾銷法中的替代國制度是美國和歐盟在

6、其國內法中自行“發(fā)明”的一種用以判斷NME國家出口產品正常價值的方法，同時，主要是在美國的主導之下，該規(guī)則又在波蘭等國家入關(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議定書和中國入世(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中被合法化，成為中國承擔的一項特殊的國際法義務。而一國一稅原則更是美國與歐盟行政主管機關自由裁量的結果，明顯缺乏國際法甚至國內法的依據(jù)。 美國與歐盟反傾銷法中的非市場經濟規(guī)則具有明顯的歧視性和不合理性，這不僅體現(xiàn)在行政主管機關對“市場經濟”判斷標準的

7、靈活掌握上極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如美國行政主管機構關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裁定不受法院的司法審查)，而且行政主管機構在替代國的選擇和分別稅率的裁定上具有非常大的隨意性，其自由裁量權難以受到完全制約。 在尋求應對策略時，中國政府與企業(yè)均責無旁貸，應當采取政治和法律兩種手段，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積極應對。首先，政府應當通過雙邊磋商或借助多邊談判機制，爭取及早獲得美國與歐盟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或者修改WTO相關協(xié)議中的不合理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