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多層次化構建.pdf

1、我國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長期司法實踐逐步暴露出這一證明標準存在著客觀性過強、實際操作標準模糊、標準過于單一、缺乏多層次劃分等弊端。我國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保留“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標準的同時，增加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規(guī)定。盡管理論和實務界對這一規(guī)定的褒貶不一，但對我國證明標準正在經(jīng)歷著從抽象化向具體化，從客觀化向主觀化轉(zhuǎn)變的趨勢是存在著共識的。但是，本次刑訴法修改和其

2、后最高院出臺的刑訴法解釋都未針對證明標準的多層次化問題作出規(guī)定，這使得司法實務中針對“不同的證明對象”以及“不同證明責任主體的舉證”是應統(tǒng)一適用“同一證明標準”，還是應視情況適用較寬松或者更嚴格的證明標準這一問題變得無章可循。而在司法實踐中所適用的證明標準的程度是否適當與案件事實認定的效果直接相關，也與對被告人人權保護和司法正義實現(xiàn)的效果緊密相連。
　　目前國內(nèi)外關于刑事證明標準問題的研究大多以在分析兩大法系證明標準的基礎上進行的

3、制度移植為主要思路，缺乏對我國的本土資源和制度間融合等問題的研究。國內(nèi)研究多集中在我國現(xiàn)有證明標準“客觀性過強”、“操作標準模糊”等方面，對證明標準的多層次化問題論述不多。而在為數(shù)不多的相關論著中，所論述問題集中在“量刑事實的證明標準”和“被告人的證明責任分配”等方面，缺乏對證明標準全面的、系統(tǒng)化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圍繞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多層次化”這一問題，分析了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立法現(xiàn)狀，通過我國與兩大法系刑事訴訟證

4、明標準的對比，認為我國當前的刑事訴訟基本標準屬于印證基礎上的“排除合理懷疑”，建議將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分為“排除合理懷疑”標準、“高度蓋然性”標準和“優(yōu)勢證據(jù)”標準三個層次，并區(qū)分不同的證明責任主體和證明對象而采用不同證明標準。
　　按照證明責任主體的不同，相應的證明標準為：對公訴方承擔證明責任的案件事實要嚴格把關，同時根據(jù)事實性質(zhì)的不同采用相應的標準；對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情形下的標準要明顯低于控方，其中對于被告人提出的積極抗辯

5、，根據(jù)抗辯針對對象的不同采用“高度蓋然性”標準或“優(yōu)勢證據(jù)”標準，而對于舉證責任倒置采用“高度蓋然性”標準。
　　按照證明對象的不同，相應的證明標準為：對一般的定罪事實采用印證基礎上的“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在量刑事實方面，對于有利于被告的采用“高度蓋然性”標準，對于不利于被告的量刑事實采用與定罪事實相一致的標準；程序性事實的證明標準一般為“優(yōu)勢證據(jù)”標準標準，但同時需要根據(jù)待證事實作具體分析；在簡易程序中適用較普通程序?qū)捤傻淖C明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