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漢的《穀梁》學(xué)——兼論《穀梁》與《公羊》之間的升降關(guān)系_17536.pdf

1、本文利用業(yè)師朱維錚先生的理論，以“學(xué)隨術(shù)變”的視角對西漢《谷梁傳》的發(fā)展歷程和西漢中后期《公羊》《谷梁》的升降進行了考察。發(fā)現(xiàn)“術(shù)”對“學(xué)”的選擇是整個西漢中后期《春秋》學(xué)演變歷程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文首先對西漢初年《公羊傳》和《谷梁傳》的發(fā)展情況進行了考察，證明了西漢前期是《公羊》和《谷梁》的文本和解釋體系形成的重要時期。接著本文回顧了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的過程，證明了《公羊》家以自己之“學(xué)”對漢武帝的統(tǒng)治術(shù)的迎合與《公羊》之所

2、以獲得青睞之間的關(guān)系。分析了董仲舒所謂“《春秋》無達辭”所隱含的“學(xué)”對“術(shù)”的迎合和公孫弘的具體實踐。分析了《公羊》的通三統(tǒng)、張三世、為漢制法等對西漢政權(quán)合法性的論證作用，更化說對漢武帝改制的指導(dǎo)意義。指出了《谷梁傳》在漢武帝時期未能顯赫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缺乏這樣的迎合和論證。但是漢武帝卻并非出于對《公羊》之“學(xué)”的深入學(xué)習(xí)而產(chǎn)生愛好后做出這一選擇的，《公羊》只是他用來緣飾其統(tǒng)治術(shù)的工具。很快他的君人南面之“術(shù)”就與《公羊》家之“學(xué)”產(chǎn)

3、生了矛盾，巫蠱事件中的父子反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一矛盾的反映。而所謂的“輪臺罪己”并不具有改變其“術(shù)”的意義，這就進一步深化了“術(shù)”與“學(xué)”的矛盾，體現(xiàn)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xué)的激烈批評上。證明了在漢武帝及其身后，“學(xué)”、“術(shù)”兩分的趨勢在不斷的發(fā)展，而“學(xué)"與“術(shù)”的疏離也促使《公羊》家之“學(xué)”開始變更其對“術(shù)”的支持立場，同時“術(shù)”也開始考慮要用另外的“學(xué)”來取代《公羊》家之學(xué)。于是就有了漢宣帝后期石渠閣會議的召開。該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

4、就是把《谷梁傳》立于學(xué)官，而漢宣帝之所以選擇《谷梁》除了一些具體的政治原因外，就是因為《谷梁》之“學(xué)”更符合其“霸王道雜之”之“術(shù)”的要求。經(jīng)過了十多年準備的漢宣帝立《谷梁傳》于學(xué)官的努力在他生前是獲得了成功，但《谷梁》之“學(xué)”并沒有完全能夠取代《公羊》之“學(xué)”的地位。本文在對比了《公羊》、《谷梁》二家之“學(xué)”后，對《谷梁》興而不盛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對晚清以來一些極端的說法進行了辯駁?！靶g(shù)”“學(xué)”兩分的矛盾并沒有因為漢宣帝石渠閣會議的召

5、開而獲得根本性的緩解，“學(xué)”對“術(shù)”的威脅和挑戰(zhàn)勢必然促使“術(shù)”對“學(xué)”進行了新一輪的選擇。于是發(fā)生了建平元年在漢哀帝的支持下劉歆倡立古文，尤其是《左傳》。他們的這一舉動和漢宣帝召開石渠閣會議有著同樣的目的，不過由于哀帝朝詭譎的政治斗爭，使他們的目的沒有實現(xiàn)。本文為了更有利于理解劉歆爭立古文經(jīng)的意義，還對漢哀帝本文和劉歆與王莽的關(guān)系進行了深入的考察。 通過本文的考察發(fā)現(xiàn)，在“學(xué)”與“術(shù)”兩分的中世紀，“學(xué)”與“術(shù)”的矛盾中“術(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