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將權力關進籠子 開創(chuàng)輝煌盛世

1、<p>　　唐太宗李世民：將權力關進籠子 開創(chuàng)輝煌盛世</p><p>　　重回大唐，是華夏子孫的中國夢。唐太宗李世民執(zhí)政23年，正如臺灣柏楊先生評價的：“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國，不久就為中國開創(chuàng)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p><p>　　遙想那黃金盛世年代，不僅國富且民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且百姓都能安居而樂業(yè)，“齊紈魯縞車班

2、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更值得稱道的是，社會秩序和諧而安定，“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李世民最關鍵是將權力關進籠子，極大激活全民創(chuàng)造力，開創(chuàng)輝煌盛世。 </p><p>　　一、德政仁政，使天下百姓歸心 </p><p>　　在一代明君李世民心目中：“立國，先須存民；國家富庶，先須百姓衣食有余。”他登基后非常重視戰(zhàn)亂初定后老百姓的生活，大行德政、仁政，濟貧救難，讓妻離子散者團圓，讓

3、流離失所者回歸，使天下歸心。 </p><p>　　戰(zhàn)亂初定后，他首先立即讓政府出資，贖回饑民所賣兒女和被異族所掠難民。派遣使者巡視關內(nèi)，拿出官銀金寶贖饑民所賣子女，送還其父母；還派使者跋涉千里，以物贖回因戰(zhàn)亂而流落到遠在燕然（今蒙古國杭愛山）的百姓。據(jù)記載，僅僅貞觀五年（631年）四月，朝廷用金帛贖回戰(zhàn)亂入突厥的中原百姓八萬人。至于死者，則為之掩埋枯骨，并予以祭奠。同時，開倉救濟貧民。對那些“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

4、”、“逃戶初還，家無糧儲者”，讓當?shù)卣o以救濟。并“遣大使，分行四方”，督促檢查落實。對災情較重的地方老百姓，則“傾竭倉廩，普加賑恤”。 </p><p>　　為了使貧民安居，他還讓州縣官想方設法幫助沒有配偶的平民男女成家。貞觀元年（627年）正月，李世民下令頒布了《令有司勸勉民間嫁娶詔》，明確規(guī)定“其庶人之男女無家室者，并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睂掖吾尫艑m女三千人，任其婚配嫁人。還鼓勵逃戶還鄉(xiāng)，提倡僧尼還俗。

5、可以說，貞觀初年此德政、仁政，對安撫民心，壯大人口，頗有成效。據(jù)記載，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全國著籍戶數(shù)增加到三百八十多萬，人口約增加五百萬。 </p><p>　　讓老百姓安居，還要保證耕者有其田。李世民大力推行均田，獎勵墾荒。朝廷多次明令抑制土地兼并。貞觀初，發(fā)生了澤州刺史張士貴侵田案，李世民下令嚴厲處置，并將被侵占的肥沃土地奪回后分給缺田少地的貧戶。以后，他明令禁止民間私自大量倒賣田產(chǎn)，防止土地向大戶集

6、中。為盡力擴大均田范圍，他甚至不止一次下令廢棄皇家苑囿，分給當?shù)匕傩崭N。貞觀元年（627年），“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xiāng)”。朝廷積極鼓勵貧民從土地狹少的鄉(xiāng)遷往土地寬裕的鄉(xiāng)，獎勵拓殖墾荒。貞觀年間，還很重視屯田。并州、朔州、代州等地都有大面積的屯田，保證了邊境地區(qū)的軍糧供應。 </p><p>　　正是大行德政仁政，到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執(zhí)政的最后一年，天下太平，馬牛布野，達到“公私富給”。據(jù)記載

7、，糧價從斗米一匹絹，跌至斗米四、五錢，再跌至斗米兩、三錢?！昂?nèi)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 </p><p>　　二、節(jié)儉自律，打鐵還需自身硬 </p><p>　　作為有下層生活經(jīng)歷、歷經(jīng)戰(zhàn)亂的帝王，李世民特別注意衣食住行等方面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自奉節(jié)簡；且嚴格約束龍子龍孫，教育他們奉公守法。 </p><p>　　李世民登基后珍惜民力和物力，不大興

8、土木。他小時候身體比較弱，患有氣疾，但當了皇帝后，為節(jié)省民力，休生養(yǎng)息，不為自己蓋宮殿，在隋朝潮濕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貞觀六年（632年），李世民三十四歲時，準備到長安西北100余華里外的山區(qū)九成宮休養(yǎng)，有大臣諫阻，他解釋：“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弊鳛橐粐鹫撸康绞钐鞖饧矂t反復發(fā)作，想住到長安西北山里的宮殿去避暑，都要給大臣解釋，其執(zhí)政自律和他律之嚴可見一斑。到了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經(jīng)過休生養(yǎng)息，整個國家確實民殷國

9、富了，李世民也年將滿半百，且身體老毛病犯了，“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可見，他當時依然很冷靜，沒有沉浸于盛世，一如既往地珍惜民力和物力，僅僅將廢棄的舊宮殿修繕就準備移住。此舉和前代及后世皇帝及某些達官貴人宮殿成群，別墅富麗堂皇成顯著對照。 </p><p>　　李世民在衣著方面，絕不穿金戴銀。他“捐金抵璧（拋棄金銀美玉），反樸還淳”，“損己以利物”，“每存簡約，無所營為”。李世民

10、絕不是作秀，登基后親為倡導，始終如一。史載：“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 </p><p>　　李世民嗜好圍獵，但他為杜絕上行下效，下令“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他得知負責修葺雒陽宮的大將竇琎，鑿池筑山，雕飾華麗，大怒，“遽命毀之”，還撤了竇的職。晚年征高麗，回程過易州，司馬陳元璹讓百姓于地室蓄火種植溫室蔬菜進獻。李世民十分厭惡此人盤剝百姓諂媚之舉，罷了其官職。李世民認識很清醒，曾指出，“役人以奉其身

11、，社稷必滅”，“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 </p><p>　　對龍子龍孫，李世民則嚴格約束，教育他們奉公守法。貞觀十七年（643年）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謀反之罪被廢，唐太宗遂將其第九子晉王李治立為太子，并對太子嚴加教管。在其吃飯之時，他便指著飯食對李治說：“耕種田地，春種秋獲，都要經(jīng)過辛勤勞動。只有愛惜民力，不奪農(nóng)時，才能常有飯吃”；見其乘馬，便說：“馬能代人步行，節(jié)省體力，如果使用得當，不盡其力，才可以

12、常有馬騎”；見其乘舟，便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你將來就會成為君主，想想水與舟的關系，能不畏懼嗎？”見其在樹蔭下乘涼休息，便說：“這棵樹的軀干雖然彎曲，但經(jīng)木匠的繩子量過以后，就可以鋸成筆直的木板。作君主的雖然無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諫言，就可以成為圣明天子。”他并且還教訓其他幾個兒子說：“父親疼愛兒子，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導，人人自知。作兒子的能夠忠孝兩全，這是最好不過的。如果不聽教誨，不遵禮法，必然招致殺身

13、之禍，父親雖然疼愛，也是無可奈何的。以前漢武帝死后，漢昭帝繼位，燕王劉旦驕橫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詔書，就身死國除。作臣子的要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小心謹慎，千萬不要學劉旦的樣子?！?</p><p>　　對不奉公守法、胡作非為的龍子龍孫，李世民還真正地做到了讓王子犯法與民同罪。據(jù)記載，李世民第六子李愔，常常無理毆打其分封地縣令，又不顧農(nóng)時田獵，任意踐踏莊稼，多次為非作歹。太宗知曉后大怒罵道：人調(diào)教那禽獸，

14、都可以馴化；鐵和石頭經(jīng)過冶煉鐫刻，可成為形狀或方或圓的器物。至于像李愔這樣的，都不如禽獸鐵石呀！于是將這個不肖之子的800戶食邑及國庫供給他的財物削減一半。李愔本來是富裕的京畿岐州（今武功岐山一帶）任刺史，李世民把他貶到偏遠貧瘠的虢州（今河南靈寶一帶）做刺史。此處罰可謂是很重的。 　　三、強化監(jiān)督，完善三省互相制約機制 </p><p>　　李世民曾任尚書令，深切認識到作為一國之君權力高度集中的不足和危害，言談

15、話語決策行事，常常會產(chǎn)生偏頗和失誤。始于西漢、確立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雖然從體制上是三省分權制約，但詔令起草審核監(jiān)督等環(huán)節(jié)中三省官員又互相之間你好我好大家好，很少敢于負責，互相制約了；對“金口玉言”的皇帝更是唯唯諾諾，罕有官員明知皇帝失誤敢于勸諫了。他知其弊端，在貞觀元年（627年）曾說：“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事非，本為公事?；蛴凶o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蛴锌帘芩较?，相惜顏面，遂即施行

16、。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亡國之政?！?</p><p>　　為了盡快改革這種中央管理機制，他廣泛向各級官員和士紳階層征求意見。這，可能就是唐朝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吧。其中一地方小吏張玄素，提出讓大臣輔佐分擔治國重任并正過失、皇帝僅選賢任能并“高居深視”裁斷賞罰則可等新的見解和主張，令一代明君耳目一新。經(jīng)過反復思考，李世民將張玄素關于國家治理建議，和自己任尚書令時的觀察及思考相結合，在與大臣蕭瑀的談話中正

17、式提出他的治國理念，即“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wěn)便，方可奏行”。 </p><p>　　在李世民看來，國家政務由大臣代為處理，讓皇帝從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是不容置疑的；皇帝要對大臣們的處理結果進行了解，也是必須的。而大臣們要處理國事，就需要進行層次的劃分和職權的明確。所謂“百司商量，宰相籌畫”，就是在當時的尚書省六部體制下，具體的事務由具體的負責機構進行處理，提出處

18、理意見，這就是“百司商量”；這些處理意見，有些是按照國家既有的法令規(guī)定作出的，那么按照法令辦理即可，而對于法令沒有具體規(guī)定的那些“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的事務，就由宰相集體會議——當時稱為“政事堂”會議——對相關機構作出的處理意見進行討論，達成共識之后再向皇帝進奏，由皇帝認可后執(zhí)行，即所謂“于事穩(wěn)便，方可奏行”。 </p><p>　　于是，李世民果斷決定，進一步建立完善三省權力，強化中書省討論評議，門下省監(jiān)督監(jiān)察

19、的權力，形成能夠真正互相制約的機制。一個政令的形成，先在設于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討論評議。他要求參與討論評議的，都應該公開發(fā)表自己的意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zhí)”，不能唯唯諾諾順眾，特別強調(diào)“五花判事”制度。原來，中書省負責詔書起草和參議章表的，主要是六名擔任中書舍人的官員，對應著六部，每人按照尚書六部的分工，各押一部。其中一人對國家軍政大事提出意見，其余五人可以“各執(zhí)己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此類似于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

20、議會制”。再修改后轉中書省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形成決議，然后報皇帝批準，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fā)布詔書。正是由于特別申明“五花判事”，“由是鮮有敗事”。而詔書發(fā)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后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zhí)行。最可貴的，是李世民規(guī)定，自己口述或草擬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以防止他自己在心血來潮或心情不好時發(fā)出不慎重的詔書。此

21、十分類似于現(xiàn)代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運行</p><p>　　貞觀前期，李世民在一次對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侍從官員的談話中，再次申明了中書、門下監(jiān)督的重要性：“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wěn)便，皆須執(zhí)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茍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wěn)便，必須執(zhí)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彼麑ｉT強調(diào)，中書、門下

22、兩省官員應該對詔令中不合情理之處進行批評，不能知而不言，也不需因懷有畏懼之心而躊躇不前。 </p><p>　　西方國家在17世紀才興起“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的運行體系，而李世民早在1300多年前就已成功運用于中國的政治運行，整整比西方早1000多年！這說明其眼光何等長遠，胸襟何等博大。 </p><p>　　在實際運行中，作為皇帝的李世民自己身體力行，特別注意別人的意見，絕不獨斷專行，

23、真正做到有失誤和不合適的政令立即改正。貞觀元年（627年），有宰相封德彝，鑒于有些折沖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議將不到參軍年齡的中男（唐初十六歲為中）體格健壯者簡點入軍。唐太宗當即表示同意，并令中書省起草詔令，送門下省審議后，交尚書省執(zhí)行。但當這一詔令送至門下省時，專門負責簽名蓋章的門下省官員給事中魏征卻拒不簽字，中間雖經(jīng)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實匯報。太宗聽罷大怒，立即派人召來魏征，聲色俱厲地說：“簡點健壯

24、中男入軍一事，是我已經(jīng)同意的。這件事究竟與你有何干系，竟這樣固執(zhí)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這是什么意思？”魏征鄭重地回答道：“我聽說竭澤而漁，并不是打不到魚，但明年無魚；焚林而獵，并不是捕不到獸，但明年無獸。如果將中男簡點入軍，那么這些人原來承擔的租賦雜徭，將如何取給？并且兵不在多，關鍵在于如何訓練。如果訓練得法，人百其勇，何必湊數(shù)？”接著，還一連列舉了唐太宗即位以來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則嚴厲指出，如果長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聽

25、后，立即冷靜下來，沉思半晌，終于誠懇地說：</p><p>　　四、精簡機構，樹立清正廉潔的 </p><p><b>　　政壇風氣 </b></p><p>　　李世民登基之初，眼見經(jīng)過隋末唐初動蕩，地方機構臃腫，官員人浮于事，政壇風氣極為敗壞，貪污受賄十分普遍。他決定精簡機構，淘汰冗員，建立精干高效廉潔的地方治理機構，樹立清正廉潔的官場風氣

26、。 </p><p>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就開始精簡地方機構，提出“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的指導思想，抓緊頂層制度設計，并嚴格規(guī)范管理。據(jù)記載，隋末唐初，全國“州縣之數(shù)，倍于大業(yè)、開皇之間”。唐太宗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于是，在貞觀元年（627年）二月，他便下詔令，“命大加并省”。地方行政機構只設州、縣兩級，大大減少層級；州設刺史，縣設縣令。委托房玄齡等負責并省官員，重用人才，淘汰庸官。他指出：“政

27、治之本，惟在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彼H自掌握挑選刺史，縣令則讓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薦。至貞觀十三年（639年），州府設置減少到358個，縣1551個。同步起草修訂《貞觀律》，其中的《職官令》和《職制》，對政府機構、官員的設置和配備，做出明確的規(guī)定，違反的就要進行懲處。為防止機構改革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唐律·職制》規(guī)定：“諸官有員數(shù)，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徙二年?！薄堵氈啤愤€對二級官

28、員以及吏佐的職責以及獎懲等，有十分詳細明確的規(guī)定。后世學人在疏議序里注：“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于唐?！薄俺酥畡t過，除之即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p><p>　　唐太宗對官場貪污腐敗風氣深惡痛絕，十分重視對地方官吏的監(jiān)督。貞觀元年（627年），將全國分為十道，即十個監(jiān)察區(qū)劃。根據(jù)需要中央可以臨時派官員到各道巡察，考察地方官員的善惡，并根據(jù)其政績加以謫升。李世民告誡官員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

29、，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币龑麄円恍臑楣?，各安本分。他曾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賄”，試圖以此引誘官員上鉤，然后殺一儆百。此舉類似于如今某些地方存在的“釣魚”執(zhí)法。此計一施，立即有一官員“受賄”。雖說僅為一匹絹，數(shù)額很小，但李世民依然準備殺了這個官員。民部尚書（后來改稱“戶部尚書”）裴矩力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崩钍烂衤劥搜灶D時醒悟，

30、隨即收回了成命，但極大警告震懾了地方官員，令他們不敢再有非分想法。在精明自律如李世民面前，官吏貪污的代價太大，很難有藏身之地，加上制度約束則從根本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李世民登基僅數(shù)年，經(jīng)過大力整頓，整個官場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xiàn)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p><p>　　法國學者格魯塞曾經(jīng)由衷贊嘆：“唐太宗的豐功偉績，締造了一個不可預知的中國，一個英雄史詩的中國，并改寫了幾千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