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史

1、一、遠古時期中華民族音樂的朦昧時期早于華夏族的始祖神軒轅黃帝兩千余年。據(jù)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可能已經(jīng)可以燒制陶塤，挖制骨哨。這些原始的樂器無可置疑地告訴人們，當時的人類已經(jīng)具備對樂音的審美能力。遠古的音樂文化根據(jù)古代文獻記載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樂舞就是最好的說明。當時，人們所歌詠的內容，諸如“敬天?！啊ⅰ皧^五谷“、“總禽獸之極“反映了先民們對農(nóng)業(yè)、畜牧業(yè)以及

2、天地自然規(guī)律的認識。這些歌、舞、樂互為一體的原始樂舞還與原始氏族的圖騰崇拜相聯(lián)系。例如黃帝氏族曾以云為圖騰，其樂舞就叫做《云門》。關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見《呂氏春秋》所記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這首歌的歌詞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實意。這便是音樂的萌芽，是一種孕而未化的語言。二、夏、商時期從古典文獻記載來看，夏商兩代的樂舞已經(jīng)漸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它們更多地為奴隸主所占有。從內容上看，它們漸漸離開了

3、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現(xiàn)了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商代巫風盛行，于是出現(xiàn)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他們?yōu)榕`主所豢養(yǎng)，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樂為職業(yè)的人。奴隸主以樂舞來祭祀天帝、祖先，同時又以樂舞來放縱自身的享受。據(jù)史料記載，在夏代已經(jīng)有用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有木腔蟒皮鼓和雙鳥饕餮紋銅鼓，以及制作精

4、良的脫胎于石樺犁的石磐。青銅時代影響所及，商代還出現(xiàn)了編鐘、編鐃樂器，它們大多為三枚一組。各類打擊樂器的出現(xiàn)體現(xiàn)了樂器史上擊樂器發(fā)展在前的特點。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體鳴樂器陶塤從當時的單音孔、二音孔發(fā)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發(fā)出十二個半音的音列。根據(jù)陶塤發(fā)音推斷，中國民族音樂思維的基礎五聲音階出現(xiàn)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而七聲至少在商、殷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于《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

5、，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得到征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依次繼續(xù)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fā)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鐘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但這種充分體現(xiàn)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xù)至今。四、

6、秦、漢時期秦漢時開始出現(xiàn)“樂府“。它繼承了周代的采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也集中了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后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器樂也都稱之為樂府。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fā)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曲有著重要影響。漢代在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

7、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于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在漢代還有“百戲“出現(xiàn)，它是將歌舞、雜技、角抵（相撲）合在一起表演的節(jié)目。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以三分損益的方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xiàn)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五、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