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身份的隔閡：人口多樣性、社會信任與犯罪

1、摘 要：本文以 2014 年中國勞動力動態(tài)調查（CLDS）數(shù)據(jù)為基礎，構建了一個人口多樣性指數(shù)，并將其與 288 個城市的數(shù)據(jù)相匹配，檢驗了人口多樣性與犯罪率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人口多樣性是導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這一發(fā)現(xiàn)是穩(wěn)健的。作用機制檢驗結果表明，社會信任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量，即人口多樣性通過削弱社會信任水平導致犯罪率的上升。進一步，從地區(qū)制度環(huán)境和民生支出水平兩個角度展開的實證檢驗發(fā)現(xiàn)，產權保護越完善、民眾對法庭越

2、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上的財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樣性對犯罪率的影響越弱，說明良好的制度和較高的社會福利支出具有顯著的犯罪治理效應。本文的發(fā)現(xiàn)為城市化進程中我國各級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選擇提供了經驗證據(jù)，有助于科學把握犯罪治理的著力點。引言 引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城市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2%上升到 2018 年的59.58%。城市化就像一柄“雙刃劍”，在促進經濟發(fā)展的同時，也引發(fā)了擁堵、污染與犯罪等一

3、系列的“城市病”（陸銘，2017）。由于犯罪被認為是“城市病”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現(xiàn)有文獻以貝克爾（Becker，1968）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為基礎，對城市為什么具有更高的犯罪率展開了深入的探討。有學者認為，城市規(guī)模越大，從事非法活動的經濟回報越高，被捕概率越低，因而城市是滋生犯罪的“溫床”（Glaeser and Sacerdote，1999）。還有一些文獻則從收入差距（Brennan-Galvin，2002；Gumus，2003）、失

4、業(yè)率（Phillips and Land，2012）、性別結構（Grogger，1998；陳春良、劉正山，2014）、年齡結構（Grogger，1998；程建新等，2016）以及城市人口規(guī)模（Hipp and Roussell，2013；Hipp and Kane，2017）等角度出發(fā)，對城市犯罪率的波動提供了有益的解釋。然而，現(xiàn)有文獻并沒有注意到在城市規(guī)模擴張和城市化率不斷提升的過程中，日益突出的人口多樣性是如何影響犯罪的。人口多

5、元化是歐美國家的大城市在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王紅霞，2013），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這一特征也日益明顯。那么，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而出現(xiàn)的人口多樣性是否能夠解釋我國城市犯罪率的波動呢？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第一個問題。盡管鮮有文獻對兩者的關系直接展開分析，但一些研究已經注意到外來人口規(guī)模與城市犯罪率之間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Butcher and Piehl，1998；陳剛等，2009；Alonso-Borrego

6、，et al.，2012；Bianchi，et al.，2012；Pinotti，2017）。值得注意的是，陳剛等（2009）采用中國 31 個省份 2000—2005 年的面板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導致的犯罪率上升主要由省際人口流動引起，而省內流動人口的增加并不會對犯罪率產生影響。由于省際流動人口的異質性水平顯著高于省內流動人口，這可能說明影響地區(qū)犯罪水平變化的并非流動人口所占比例，而是不同群體間的異質性。理論上，在人口多樣性

7、水平越高的地區(qū)，不同群體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文化特征上的差異越大，尤其是在中國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梁漱溟，1949），文化是不同群體身份認同的重要紐帶。因此，人口多樣性水平的增加極有可能降低不同群體間的身份認同，并進一步影響彼此間的信任。也就是說，在人口多樣性越高的地區(qū)，信任關系越難以建立。同時，人際信任又是影響犯罪的一個重要因素（Lederman，et al.，2002；Cuesta and Alda，2012）。以信任為主要表現(xiàn)

8、的社會資本不僅能夠加強社會聯(lián)系，降低社會競爭和人際沖突的可能性（Fukuyama，1995；Glaeser and Sacerdote，1999），還能增強公民的社會參與和社會控制，直接影響犯罪活在對其背后的機制進行解釋時，這些文獻均強調是人口多樣性所內含的文化異質性以及不同群體間的技能互補在起作用。其中，不同群體間的文化異質性作為一個身份顯示機制，不僅會削弱彼此間的身份認同，還會加劇族群不平等和族群對立，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Alesi

9、na，et al.，2012）。布拉洛克（Blalock，1967）的沖突理論也為此提供了理論支持。沖突理論認為，在族群多樣性環(huán)境下，群體歸屬感會導致人們對其他群體的疏離。一旦某種文化屬性（如語言、種族等）為某一范疇內的所有成員共有，并據(jù)此成為該群體外顯的行為表現(xiàn)，就會衍生出群體內身份認同和群體外身份疏離，增加群際沖突的可能性（Sturgis，et al.，2014；高明華，2015）。以奧爾波特（Allport，1954）為代表的接觸

10、理論則認為，導致群際沖突的主要原因在結構上可以區(qū)分為三點：認識上的刻板印象、態(tài)度上的偏見以及行為上的歧視，但隨著群際社會接觸的增加，族群多樣性對群際關系的負面影響會逐漸消失。大部分實證研究所提供的經驗證據(jù)更加支持沖突理論（Putnam，2007）。例如，一些研究嘗試從族群多樣性的角度出發(fā)，對國家層面的政治沖突和內戰(zhàn)爆發(fā)的原因進行解釋，并發(fā)現(xiàn)族群多樣性與內戰(zhàn)爆發(fā)的頻率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Tangeras and Lagerlof，20

11、09；Caselli and Coleman，2013）。盡管上述文獻并未直接檢驗人口多樣性與犯罪的內在聯(lián)系，但是可以看出人口多樣性加劇了對立和沖突的可能性。與移民史相關的理論研究也指出，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的移民族群歸屬不同是影響地區(qū)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Spenkuch，2014；Piopiunik and Ruhose，2017），特別是在人口結構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的過程中，犯罪成為文化異質性沖突的一種重要表現(xiàn)形式（Sellin，19

12、38）。上述理論闡述意味著，在城市人口多樣性特征越來越突出的過程中，犯罪水平也會隨之波動。除了與犯罪水平聯(lián)系密切，人口多樣性也會影響社會信任。信任是在長期的重復博弈過程中形成的合作均衡，源于人們對未來長期互動的期望（Alesina and La Ferrara，2002），而外部環(huán)境的客觀特征和個體層面的主觀感知是影響居民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Putnam，2007）。因此，在異質性程度較高的環(huán)境中，語言和文化的分化會直接影響群體間的心理

13、距離，對相互間的身份認同產生一種負外部性，不利于人際信任的形成（Alesina and La Ferrara，2002；Ashraf and Galor，2013），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為此提供了經驗證據(jù)。通過收集 32 個團隊成員的構成數(shù)據(jù)，有學者發(fā)現(xiàn)，人口多樣性顯著降低了人際信任水平（Bjφrnstad，et al.，2013）；也有學者采用丹麥的數(shù)據(jù)研究發(fā)現(xiàn)，種族多樣性不利于社會信任的形成（Dinesen and Sφndersko

14、v，2015）。如果人口多樣性一方面影響犯罪水平，另一方面影響信任，那么信任很有可能是人口多樣性影響犯罪率的一個重要傳導渠道。事實上，現(xiàn)有文獻已經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確定了社會信任對犯罪率的影響。首先，以信任為主要表現(xiàn)的社會資本能夠加強社會聯(lián)系，有利于遏制個體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交易成本，進而減少社會競爭和人際沖突的可能性（Fukuyama，1995；Glaeser and Sacerdote，1999）。其次，根據(jù)社會失序理論，羸弱的

15、社會控制會帶來犯罪率的上升，而社會信任通過帶動社會參與增強社會控制，有助于降低犯罪率（Rosenfeld，et al.，2001）。實證上，有學者（Lederman，et al.，2002）運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VS）數(shù)據(jù)從國家層面展開的分析表明，人際信任的提升能夠有效抑制犯罪活動的發(fā)生。針對哥倫比亞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社會信任與犯罪率之間呈現(xiàn)顯著的負相關特征（Cuesta and Alda，2012）。因此，如果說人口多樣性對犯罪存在不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