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翻譯（中文）--ppp模式可行性定量分析的理論研究

1、<p><b>　　中文5400字</b></p><p>　　原文著作（期刊）名稱：《工程管理》（ASCE）</p><p>　　作 者：Carlos Oliveira Cruz 和 Rui Cunha Marques</p><p>　　原文出版單位：美國土木工程學會</p><p>　　原文

2、出版時間：2014年2月</p><p><b>　　原文出版地點：美國</b></p><p>　　PPP模式可行性定量分析的理論研究</p><p><b>　　摘要</b></p><p>　　相比于傳統(tǒng)模式如同公共工程合同，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3、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創(chuàng)新的采購模式。公共部門比較體（PSC）允許決策者為項目從兩種不同模式中只選擇一種：PPP或者傳統(tǒng)模式。本文為 PSC的計算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進一步討論了一些關鍵問題，尤其是通過一個真實的案例：一所醫(yī)院所采取的PPP模式討論了貼現率的選擇?；诓煌募僭O，用不同的方法計算貼現率，將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偏離最終結論。</p><p>　　關鍵詞：貼現率； 基礎設施供給；PPP模式；公共部門比較體。

4、</p><p><b>　　簡介</b></p><p>　　世界上已經有很多政府都在使用PPP模式來發(fā)展和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當使用PPP模式時其主要的目標是確?；A設施或公共服務能提供最大化的社會福利。這也就意味著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好的服務。因此，PPP模式被歸類為采購模式的范圍中，盡管有很多文獻已經討論過很多種分類。</p><p>

5、;　　在過去的15年里，關于PPP發(fā)展和管理的文獻逐年增長（例如：Truitt and Esler 1996; Guasch et al.2008;Engel et al.2009;Marques and Berg 2010;Cheung and Chan 2011;Cruz and Marques 2011;Papajohn et al.2011;Rebeiz 2012）。</p><p>　　然而，仍然有一些

6、關鍵問題沒有被解答：為什么政府要用PPP管理模式？其他供選擇的模式有哪些？在這些模式中怎樣做出正確的選擇？</p><p>　　盡管之前的文獻是具有參考價值的，但如果回過頭來分析“之前研究的問題是什么”，或許能夠為提高PPP模式在未來的發(fā)展提供一個有幫助性的工具。這也就意味著要重新研究在最開始，PPP模式被選擇為最佳模式的時期。而這一特殊時期卻被文獻研究所忽略。</p><p>　　每一個

7、采用PPP模式進行管理的項目其實都有另一種模式可以選擇：即傳統(tǒng)模式。由于這種可選擇性的存在，所以管理者在決策時需要做一個定性或者定量的比較，來確保選擇最適當的模式。為了避免定性評估的主觀性，研究人員發(fā)展出了一種稱為“公共部門比較體”（PSC）的定量評價工具。</p><p>　　因為考慮到基礎設施或者公共服務是受公共發(fā)展和高效管理的，所以PSC可以被描述為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和收益的凈現值（NPV） 。</p

8、><p>　　本文將對于PSC何時被使用，如何應用，如何計算等問題做出綜述，并且建立理論框架。在簡單介紹之后，我將討論PSC的定義和概念，貨幣價值（VfM），以及貼現率對于最終結果的影響。最后，我將解釋涉及到的政策并且給出最后結論。</p><p><b>　　PSC計算的時間</b></p><p>　　當討論選擇最理想的基礎設施交付模式的標準時

9、，很重要的一點是將基礎設施的全球供應鏈考慮到決策范圍內。決策的首要任務是解決該基礎設施是否需要建設的問題。理論上講，這一問題與選擇基礎設施或者服務的提供模式是獨立的。首先，例如決策者的目標是去判定一個項目的經濟利益時，這個問題就需要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來回答。如果一個項目的凈現值是正值，說明這個基礎設施是有經濟價值的【項目壽命周期內的現金流的和（私有經濟價值），以及外部效應，比如時間，溫室氣體排放量，人類生命，以及其他方面的收益（社會價值）

10、】，所以它應該投資建設。否則，如果凈現值為負，則說明該基礎設施或者服務所消耗的經濟資源要比它所能產生的效益要高。（Dasgupta and Pearce 1972; Boardman et al.2010）.這是一個做與不做的決策，對于大型的基礎設施而言普遍視為是一種政治決策。</p><p>　　一旦決定對于該項目進行建設，則需要考慮第二層決策：政府部門應該獨自完成該項目嗎？還是應該允許私有資金的進入？基于此觀

11、點，PSC以一個技術工具出現，允許決策者來選擇貨幣價值更高（VfM）的模型。即該模型優(yōu)化了公共資源的布局。圖1 在考慮基礎設施供給的基礎上闡明了該決策程序。</p><p>　　圖1：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決策鏈</p><p><b>　　PSC計算模型</b></p><p>　　PSC可以被定義為基礎設施項目全生命周期的總現金流量（包括資本成

12、本）的凈現值，并且包括效率提升度，風險成本以及假設的公共管理。然而，過去的文獻中根據不同的范圍提出了一些定義：有些學者認為PSC只是以上所提部分的相關數字（Quiggin 2004）；另外一些人，比如Grimsey 和 Lewis(2005),認為PSC是將傳統(tǒng)模式與PPP的整個過程進行對比的成本比較，這是一種更加廣泛的定義。</p><p>　　關于PSC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技術研究而非理論研究。事實上，除了 H

13、eald（2003）,Bain（2010）和Hui et al.(2010)外，其他人在理論方面很少有相關的學術研究。</p><p>　　PSC用代數方程可以定義為等式（1）：</p><p>　　等式中 t=年，d=貼現率。</p><p><b>　　現金價格</b></p><p>　　雖然PSC和VfM是兩個可

14、交換使用的項目，但是它們表示的是不同的概念。VfM表示對于已支付費用效用的衡量，但是這個定義和最便宜的解決方案是不同的。最大化的VfM是指追求最大化的效益。英國審計署聲稱：“簡而言之，VfM是以可利用的資源獲得最大化的利益?！边@是一個被經濟代理人廣泛接受的決策，而且被廣泛研究（例如 Schoemaker 1982；Anand 1993）。最大化的VfM需要考慮效益（確保低成本）效力（達到實用的目標）的概念。所以，可以將VfM定義為：&l

15、t;/p><p>　　等式中c=成本，u=效用。</p><p>　　VfM的價值與效用成正比，而與成本成反比。從概念上講，當分析一個項目的投資時，分析者應該找到VfM的最大值點，詳細解釋如圖2與圖3。</p><p>　　圖2 效用成本圖：理想化的VfM</p><p>　　圖3 效用成本圖：效用固定</p><p>

16、;　　當對一個項目的采購選擇進行比較時，因為大多數采用PPP模式的項目其服務已經在公開招標條款中詳細說明，所以其效用已經被定義。</p><p>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當使用PSC來對VfM進行測試時，如果假設進行招標的基礎設施或者公共服務經過了完美的詳細說明，則其目標是尋找最便宜的解決方案。這不僅僅是一個學術上的構想，因為在很多體系中服務是很容易被定義的，比如在一個輕軌地鐵系統(tǒng)中，它的服務能夠通過其計劃，地鐵

17、站的數量和位置，車體的質量等被定義。其他系統(tǒng)，例如醫(yī)療保健系統(tǒng)卻比較難于定義服務。雖然能夠將一個醫(yī)院的服務組合詳細定義（例如腫瘤學，外科，心臟病學，神經科等），但是進行定量的測量則是比較復雜的工作（Pitman and Holve 2009），而且沒有一種很精確并且客觀的方法論來做。</p><p>　　因此，假設服務是被完美的預定義的【等式1中的分子是恒定的】，對大多數PPP模式的項目進行VfM測量時，我們只是

18、簡單的評估成本C。將傳統(tǒng)模式與PPP模式相比，當提供的服務相同時，哪一個的解決方案的成本最小并且能夠提高VfM呢？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哪一方進行建設或者運行這個系統(tǒng)，其對于社會的效用U度是恒定的（在圖3中的水平線）。能夠區(qū)分的是他們的成本。因此，一種模式的成本應該與另一種相比較，最小成本的一方的VfM必然更高。</p><p><b>　　貼現率和PSC</b></p>

19、<p>　　盡管對PSC計算有影響的變量因素有很多，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種是貼現率。為了理解使用不同的貼現率對PSC的影響，我們在兩個項目中使用了不同的貼現率進行分析，來計算貼現率對最終PSC的影響。我們的目的是為了了解貼現率對過程最終輸出的影響程度。這兩個工程是葡萄牙的兩所醫(yī)院，雖然其伙伴模式的對象不同，但都跟醫(yī)療保健的PPP有關。第一個是一種僅僅關于基礎設施的PPP模式，包括基本建筑和維護（圖4），而第二個包括了基礎設施以及

20、臨床服務（圖5）。使用這兩個項目的目標，是為了對比兩種不同的投資方式下</p><p>　　對PPP模式的影響，第一個僅包括基礎設施的項目在第一年就投入了合同價的絕大部分資金，第二個包括基礎設施和臨床服務的項目逐步緩慢投入資金。</p><p>　　圖4 案例1中貼現率對于PSC的影響：基礎設施PPP</p><p>　　表1顯示了選擇不同貼現率的影響。每當提升1%

21、的貼現率時，第一個和第二個項目的PSC將分別降低7.2%和8.2%，每當下降1%的貼現率就能是價值分別提升8.5%和9.5%。貼現率越高，未來現金流的價值就越低。如果政府采用典型公共工程合同建設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第一年將承擔很大的壓力，不像典型PPP模式，在運行的第一年就要求回報。</p><p>　　圖5案例2中貼現率對于PSC的影響：基礎設施與臨床服務PPP</p><p>　　表1

22、 PSC中貼現率的影響</p><p>　　假設一個較高的貼現率可以降低未來回報的價值，因此，可以使PPP模式看著更加經濟。</p><p>　　這樣的影響會對最終結果造成影響。在案例研究2中呈現的6種投標價格從851歐元到1136歐元不等。考慮到PSC是1186歐元，所有的投標都顯示出了資金價值。然而，如果貼現率上升1%將使PSC下降到1089歐元，只有三個投標價低于該價格。只要有一個投

23、標價低于PSC，那PPP模式中就能體現資金價值，但這也說明了這種測試的主觀性之強。</p><p>　　從圖中還能看出的是PSC2的下降程度比PSC1更加快，這是由于PSC2中運行成本的相關比重要比PSC1更高。</p><p>　　在模型中貼現率的選擇與風險管理同樣有關。當準備投標時，風險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計算：（1）看做一種額外的風險管理費用率，加到無風險貼現率中去（在這個案例中

24、風險已經考慮到貼現率中了）；（2）看做一種年金的現金流加到成本中去，然后以無風險貼現率進行計算（需要說明貨幣單位）。在葡萄牙的PPP模式的醫(yī)院中，風險沒有被單獨考慮，但如同之間所提到的，將直接計算到了成本的估算中。</p><p><b>　　主要發(fā)現</b></p><p>　　計算PSC的方法不同將導致結果不同。成本的估算基線，PSC的總體匯編方法，以及使用的貼現

25、率不僅不同國家之間有差異，而且在同一國家內不同地區(qū)也有不同。</p><p>　　關于成本估算，是可以發(fā)現完全不同的方法的：（1）使用項目過去的數據（LRSP），（2）使用不同項目中的新數據以及國際的基準，（3）從相似的項目中選擇相似的數據。具體方法要根據項目的特點進行選擇。對于每一種方法都需要復雜精確的統(tǒng)計方法來分析數據（Sonmez and Ontepeli 2009）。</p><p&g

26、t;　　當標準程度較高時，最好的選擇就是使用相關度大、可靠性高的成本數據庫，運用之前的數據來預測未來的成本。然而，這種方法卻引起了關于數據質量的一些爭議。保持數據的一致性和可比較性是十分重要的。在很多案例中，計算成本的方法或者標準總是會經常變更，而且有可能包括額外工作量和超額成本。計算結果的負責團隊必須確保數據的質量。在一些新的項目中，如果沒有之間的經驗與數據，那這種方法就可能在準確性上有所降低，需要再包括來自其他項目的數據以及國際標準

27、。這個尤其與風險成本評估有關，因為對于原始的PSC，只需要初步設計的成本估算就夠了。</p><p>　　有人可能說沒有哪種方法是最好的成本估算模型。在每一個案例中，考慮到方法的可選擇性和數據的可用性，PSC團隊需要做出最精確的選擇。自然而然，就像LRSP，只是過了幾年而已，在這同一個案例中的數據的可以用來估算未來的成本且具有可用性，然而卻不適合大多數項目。事實上，即使是這種方法也會受到挑戰(zhàn)。第一條線明顯顯示有更

28、高的風險，因為這是一個未開發(fā)過的項目，沒有歷史數據。同時，理論的發(fā)展使得建設者可以期望未來較低的風險。</p><p>　　最終PSC的集合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表現，尤其是包含風險的方式。在一些國家里，PSC被分為了很多部分，并且每一部分都是獨自計算的。最典型的部分與基礎成本有關，或者與原始PSC有關，項目的風險部分或者轉移給私人部分，或者保留給委托代理人。這是最透明的方法。然而，這對成本與風險評估的集成性要求較高

29、，有點項目將風險包含（或者轉移）到了貼現率中，這種貼現率一般被稱為調節(jié)貼現率。這導致管理團隊必須做出最終的、或許也是最重要的選擇：應該使用哪種貼現率。折現率的選擇提供一個非常多樣化的選擇，他們對于結果的影響有可能是結果偏離結論。至于貼現率，問題不僅僅是關于價值本身，而且關于是否對PPP和PSC使用同樣的貼現率，在貼現率是否要包括項目的全部風險等等。這些問題在后文將做以討論。</p><p><b>　　

30、討論與結論語</b></p><p>　　計算PSC的方法根據不同的國家而異，展示了集成化的不同程度。一些方法只是根據過去的數據和經驗進行成本計算，而且不計算風險的影響，同時有一些方法則在貼現率中包含了已經轉移的風險。最集成化的方法論在對于原始PSC和風險（轉移或者保留）做了區(qū)別，而且包含了競爭中立的影響。將PSC分解成原始PSC，轉移的風險，保留的風險，以及競爭中立（在Partnerships Vi

31、ctoria過程之后）使得人們可以更好的理解PSC包括了什么。</p><p>　　使用不同的貼現率能夠對PSC的計算產生不同的影響。當貼現率上調或者下調1%時，該模型可以表現出PSC價值的有效改變。通過使用PPP模式的醫(yī)院基礎設施建設的研究，以及基于假設的5%的貼現率，任何1%的降低都意味著PSC價值大約6%至8%的下降。這可能有偏與PPP的研究。</p><p>　　需要注意的是，5%

32、的貼現率是一個較低的比率，而且通常與低風險項目相關。在高技術性的項目中，比如遠程通訊項目，貼現率可以提高到8%。</p><p>　　對于貼現率的選擇可能無法獨立于關于風險的問題進行，這使得該問題更加復雜。</p><p>　　在很多情況中，關于PSC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政府對于PPP模式的發(fā)展。該問題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大型建設基礎設施的準備時期（建設階段），政府在第一年的財政預算

33、很難處理出現的各種財政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選擇發(fā)展PPP則對項目沒有任何幫助。所以，在某種情況下，這種選擇只有一種。這并不是說PSC的計算時無效的。因為事實上沒有更好的選擇，所以與其進行模型的選擇，不如使用PSX來計算項目的成本。</p><p>　　對于PSC與PPP同時使用相同的貼現率，意味著將現金流適用在風險轉移的情況下。如果該貼現率是無風險貼現率，那PPP模式的凈現值就必須做出調整，如果該貼現率是私人資

34、本的成本率，那么該調整必須通過PSC進行。</p><p>　　不過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PSC是否應該對投標人公開。對于公開與否兩種觀點都有支持的論據。一方面，公開PSC會限制投標人的成本效力，因為他們將著眼于PSC的價格上限。另一方面，如果現實中存在競爭，那么這一下降趨勢將最小化，甚至被消除。這甚至將幫助投標人提高他們的報價，最終，提升PSC中提出的的風險分配（如果投標期限允許的話）。</p&g

35、t;<p>　　除了與PSC計算方式有關的所有問題外，還有另外一系列問題與使用這一工具有關：什么時候使用該工具，以及怎樣使用其結果。</p><p>　　考慮到什么時候使用PSC這一問題，有很多相關的研究對其進行討論，從在項目最開始時PSC建立的動態(tài)預測來幫助決策者評估該項目的經濟價值(例如在英國)，到選擇PPP模式時一種進行資金價值測算的單一目的的采購工具。甚至考慮到最后一個過程，這種測試可以被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