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保安處分制度研究.pdf

1、李斯特于1882年在《刑法中的目的觀念》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保安處分措施”的設想，1933年《慣犯法》將“保安處分措施”正式寫入刑法，發(fā)展至今，德國保安處分制度與傳統(tǒng)刑罰手段并存于德國刑事處罰體系之中，形成了德國刑罰體系的“雙軌制”。
　　 以賓丁為代表的德國刑法古典學派所堅持的純粹“報應性”的刑罰在面對不斷惡化的社會治安局面時的束手無策恰恰證明了以李斯特為代表的德國刑法現(xiàn)代學派所倡導的“目的刑罰”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目的刑罰”理

2、論在德國刑法學界所獲得的廣泛的認可為保安處分措施寫入刑法以及保安處分制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正當性證明。保安處分制度與傳統(tǒng)的刑罰措施，在價值定位、具體制度設置以及適用所追求的目標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一般對刑罰措施并不存在較大的正當性質(zhì)疑，但同時對德國保安處分制度存在較多的“侵犯人權(quán)”詬病的背景下，對保安處分制度在刑法理論上進行論證的目的就在于使保安處分制度不是以刑罰的定位，而是以保安處分的角度獲得自身的正當性。

3、　　 德國保安處分制度主要包括《德國刑法典》所規(guī)定的六種保安處分措施。在保安處分制度所追求的從對具體的犯罪有效預防的角度有力地與犯罪行為作斗爭的總體目標的指導下，各個具體的保安處分措施在適用的過程中追求側(cè)重點有所不同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六種保安處分措施預防犯罪的刑事政策目的的實現(xiàn)均是以“行為人”為核心，在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分析確定的基礎之上由法院對其判處與其人身危險性及其程度相適應的保安處分措施。在法院對行為人判處保安處分措施，

4、原則上應通過完全的法院審判的程序。在對行為人最終確定判處保安處分之前，法院需要絕對地確信行為人的個人情況已經(jīng)完全地滿足刑法典所歸定的形式上以及實質(zhì)上的條件。在形式與實質(zhì)條件之間，存在著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即實質(zhì)條件決定形式條件，而形式條件的確定實際上是對實質(zhì)條件存在的確證。不管法院對行為人判處何種保安處分措施，均需具備行為人具有相當程度的人身危險性，即行為人在將來很有可能繼續(xù)犯罪，危害社會的實質(zhì)條件。在整個保安處分措施判處以及執(zhí)行的過程

5、中，行為人及其人身危險性始終是法院以及執(zhí)行機關所應關注的重中之重。在執(zhí)行過程中，如果行為人人身危險性消除或者在程度上有明顯的降低，則法院應決定將對行為人判處的保安處分措施緩期執(zhí)行或者是提前宣告執(zhí)行結(jié)束。由此可見，不管是對行為人判處保安處分措施，對其具體執(zhí)行保安處分措施，還是決定不再對其執(zhí)行保安處分措施，均系由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所決定。同時，因為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行為人再次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所以在規(guī)定、判處及執(zhí)行保安處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