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社會轉(zhuǎn)型中的法律改革研究.pdf

1、從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民情”、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的“一般精神”到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的“民情”與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的“集體意識”集體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或者說“集體良知”，[68-71]社會理論家們孜孜不倦地探究著構成一個社會偏硬性的社會制度

2、之內(nèi)在基礎的“文化土壤（或日制度精神或日情感結構）”等精神性要素的理解途徑。因為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一個社會系統(tǒng)及其變遷邏輯的內(nèi)核性因素。
　　本文的關注點在于構成中國人立身之本的傳統(tǒng)社會及其變遷內(nèi)在因素的追問之上，筆者不滿足于20世紀初英國人莊士敦在威海地區(qū)考察的筆記心得（它構成了關于中國人重視家庭觀念的廣為引用的文獻證據(jù)之一），也不打算跟隨那些進行文化比較的國內(nèi)學人的視角（這些文化論的觀點構成了中國是儒家社會，倫理社會的那種流行

3、深遠的觀點），站在1964年歷史社會學家艾森斯塔德的“歷史官僚帝國”的邏輯起點，并借助于社會學家考察社會變遷時候使用的“制度與民情生活”的分析框架。本文將目光鎖定在了帝國時期制度變化的社會邏輯與民情機制問題中，對于中華帝國而言，國家正式制度領域內(nèi)最重要改革措施，莫過于在第一帝國衰亡之后的“魏晉時期”進行的法律改革。為什么這一制度設計會在此時做出，為何又能在后代一千六百年間被持續(xù)沿用？學術界對于這一顯著的制度變革現(xiàn)象的研究已經(jīng)珠玉在前了，

4、著名法律史學家瞿同祖先生把它視為“法律儒家化”的關鍵時期，它也構成了文化論大家陳寅恪先生“華夏刑統(tǒng)論”的著名觀點的主要部分。但是“學術貴有疑”，倘若我們站在現(xiàn)代“歷史社會學（或日社會學的歷史轉(zhuǎn)向）”的基本立場與理論框架上去分析，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收獲呢？帶著這樣的思慮，本文首先深入法律變革的細致考察之中，摒棄了“六經(jīng)注我”式的傳統(tǒng)史學與國學的分析概念，本文大膽使用歷史社會學中層理論框架與現(xiàn)代法學基本概念來解析魏晉時期的制度變革過程，本文認

5、為魏晉法律改革實質(zhì)上有三條線索，其一是坐實了通過法律來達成良好社會秩序的法律觀;其二是坐實了社會精英階層的法律特權;其三是國家法律層面對于地方民間法的聲援。
　　針對上述法律制度上的變革的社會原因，第一，本文認為社會結構變遷影響了法律變革，魏明帝下詔“漢律不行于魏者盡去之”就是佐證，繼而通過社會組織原則的整合、社會精英階層大傳統(tǒng)的制度化、社會價值中心等方式影響正式制度，其次認為魏晉時期相對于秦漢時期社會民情變動（家族觀念與擬親原則

6、）更是發(fā)揮了“靜水深流”的作用，晉武帝下詔指出法律改革要“比附人心”。當然這些作用都是在特殊的歷史性條件之下產(chǎn)生的。
　　反過來回望本文的問題意識，通過本文我們并無法正面回答帝國時期社會的本質(zhì)，我們只不過接連目睹了第一帝國時期的治國方案（依靠教化達成天下太平的完美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的“挫折”命運，以及更為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在其衰亡之后的過渡時期內(nèi)的“新生”，這種新生的方式首先是在變革了的社會形態(tài)上做出的，其次是以社會大傳統(tǒng)階層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