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會計準則、CEO任期與盈余管理.pdf

1、盈余管理是會計信息質量的大敵（沈烈，張西萍，2007），嚴重影響市場資源配置（姜付秀、朱冰、唐凝，2013）。因此，為了降低盈余管理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會計界紛紛對盈余管理的驅動因素、治理約束因素、以及操縱方式和經(jīng)濟后果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本文認為，盈余管理是“果”，既然要抑制盈余管理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那么就必須首先找出盈余管理的“因”，然后“對癥下藥”，將盈余管理這個“果”給治理住。因此，沿著這條思路，本文主要從盈余管理的“因”

2、（驅動因素）及盈余管理的“對癥下藥”（治理因素）兩方面展開研究。
　　針對盈余管理驅動因素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受高階管理理論(Hambrick and Mason，1984)的啟發(fā)，嘗試考察CEO任期特征對企業(yè)盈余管理的影響。不同于以前的研究主要是考察CEO任職第一年與最后一年的盈余管理行為(胡倩倩，2014;Ashiq Ali，Weining Zhang，2015)，本文將CEO任職期限分為了任職早期、任職中后期、任職晚期三個任

3、職階段，考察了CEO整個任職生涯對企業(yè)盈余管理的影響與變化。這樣更詳細完整的考察將有助于市場通過CEO任期特點更好的識別企業(yè)真實的價值，作出更合理的投資決策，使市場資源得到更為有效的配置。針對盈余管理治理因素方面的研究，在考察CEO任期對企業(yè)盈余管理影響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考察了新會計準則對于CEO任期與企業(yè)盈余管理關系的治理約束作用。這不但進一步豐富了盈余管理治理因素方面的研究，也為新會計準則是否能夠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提供了實踐證據(jù)，同

4、時也在新會計準則的進一步完善與提供改進方向方面做出一定的貢獻。
　　針對CEO任職期限對企業(yè)盈余管理的影響，根據(jù)聲譽理論、職業(yè)關注理論，本文預期CEO任職期限越長，企業(yè)盈余管理程度越低。但本文認為僅僅只是檢驗CEO任職期限對盈余管理的影響視角過于宏觀，并不能很好地幫助投資者利用CEO任職特征識別企業(yè)盈余管理，對企業(yè)會計信息做出評價。因此，為了更細致地觀察到CEO任期對企業(yè)盈余管理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將CEO任職期限分為了任職早期、任

5、職晚期、任職其他年份進行依次檢驗。針對任職早期對企業(yè)盈余管理的影響。由于在任職初期，CEO同時面臨來自市場評價、自身專業(yè)知識、能力與相關權利的不足以及市場“逆向選擇”多方面的壓力，本文預期CEO任職初期會進行正向盈余管理。另外，由于市場在對CEO能力進行評價時，除了從當期業(yè)績的高低進行判斷，也會從增長率的角度進行評價。因此，在高管發(fā)生非正常變更時，新任CEO在任職初期也可能會采用“洗大澡”方式進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將責任推卸到前任CEO身

6、上，而換取自己未來任職期間的高業(yè)績增長，以獲得市場以及企業(yè)內(nèi)部對其能力的高評價(Dechow et al.，2010)，因此本文也預期CEO任職初期會進行負向盈余管理。在任職晚期，由于接近退休，不再受經(jīng)理人市場上的聲譽機制約束，而賬面盈余又是影響其在最后一年獲得的薪酬與獎金的關鍵因素，因此CEO會有動機在離職前進行正向盈余管理以提高自己短期的貨幣收入(Murphy，Zimmerman，1993)。據(jù)此，本文預期CEO會在其任職晚期進行盈

7、余管理。但，如果CEO離職時，并沒有接近退休，而是升職做董事長或是被外聘到其他企業(yè)，那么即使是在離職時，CEO仍然會受聲譽機制的約束，甚至會因為要在經(jīng)理人市場面臨重新競聘而更加關注、維護其已經(jīng)建立的職業(yè)聲譽。因此，相對于進行盈余管理獲得短期的貨幣收入，本文認為CEO在離職時會更傾向于通過規(guī)范經(jīng)營維護、塑造自己的職業(yè)聲譽。據(jù)此，本文也預期CEO在任職晚期不會進行盈余管理。在CEO任職其他年份（即任職中后期），本文認為在CEO自身能力與相關

8、權利不斷積累，同時職業(yè)聲譽不斷建立的情況下，CEO進行盈余管理的邊際收益逐漸降低、邊際成本逐漸增加，因而CEO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越來越弱，越來越會為了維護自己的職業(yè)聲譽而不進行盈余管理。據(jù)此，本文提出假設CEO任職其他年份（CEO任職中后期）普遍不會進行盈余管理，會計信息質量相對較高。由于新會計準則的目的是進一步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并且相比舊會計準則更加明確、規(guī)范，披露要求也更為嚴格、透明。據(jù)此本文預期新會計準則能夠對CEO任期與企業(yè)盈余

9、管理關系起到約束治理作用。
　　針對以上提出的假設，本文以2003～2014年間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并參考Ashiq Ali，Zhang，2015的方法，運用操縱性應計利潤模型與操縱性費用模型對其一一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結果表明:1）任職期限即與正向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也與負向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這說明CEO的職業(yè)聲譽能夠有效約束CEO的盈余管理行為。2）在任職早期，我國CEO普遍都會進行盈余管理，并且正向盈余管理與負向盈余管理

10、均普遍存在，但負向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這表明與得到市場認可、贏得職業(yè)聲譽理論(Ashiq Ali，Zhang，2015)相比較起來，實證結果與“洗大澡”理論(Strong andMeyer，1987;Elliott and Shaw，1988;DeAngelo，1988; Pourciau，1993)更為一致，表明我國CEO普遍更多地會在職位變更時通過進行負向盈余管理，將“包袱”歸因于前任，而換取自己任職期間更高的增長率以

11、“邀功請賞”。此外，在盈余操縱方式選擇方面（無論是正向盈余管理還是負向盈余管理），CEO即會通過會計政策、會計估計進行應計盈余管理，也會通過酌量性費用進行真實盈余管理，但更多的采用會計估計、會計政策等方式進行應計盈余管理;3)在CEO任職晚期，無論是操縱性應計利潤模型回歸結果，還是操縱性費用模型回歸結果，均沒有檢測到CEO任職晚期與盈余管理絕對值、正向盈余管理、負向盈余管理的顯著關系。說明相比于離職時短期利益的誘惑，CEO還是更多的受聲

12、譽機制約束。為了向市場傳遞自己規(guī)范、敬業(yè)、誠信的職業(yè)素質，CEO不會在離職時進行盈余管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CEO普遍不是一直做到退休為止，而是會在經(jīng)理人市場多次競聘，與CEO任職期限越來越短的研究結論也基本一致(Nadler，2007)。4)CEO任職其他年份（CEO任職中后期），無論是操縱性應計模型回歸結果還是操縱性費用模型回歸結果，CEO任職其他年份與盈余管理絕對值、正向盈余管理、負向盈余管理系數(shù)要么不顯著，即使顯著，也是顯

13、著為負，說明CEO在其任職中后期，隨著聲譽累積，進行盈余管理操縱的機會成本的增加，CEO普遍不會進行盈余管理。5）新會計準則能夠對任職早期的負向應計盈余管理起到約束作用，但對于正向應計盈余管理以及利用酌量性費用進行真實盈余操縱均沒有明顯的治理作用。這可能與新會計準則中更多的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有關，因為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廣泛運用客觀上增大了企業(yè)管理層有意識地借助公允價值新的運用領域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沈烈，張西萍，2007）。而之所以可以

14、對CEO任職早期的負向應計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即對CEO任職早期的“洗大澡”應計盈余操縱行為有抑制作用），本文認為可能是由于新會計準則中規(guī)定長期資產(chǎn)一旦計提減值就不能轉回，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約束CEO通過大量計量減值準備“洗大澡”的盈余操縱行為。
　　綜上，本文研究結果表明，關于CEO任期對企業(yè)盈余管理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CEO任職期限越長，企業(yè)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這說明頻繁更換CEO會對企業(yè)會計信息質量造成負面影響。這啟示

15、企業(yè)應該盡量避免頻繁更換CEO，同時也啟示市場投資者可以從企業(yè)更換CEO的頻度角度對企業(yè)會計信息質量做出判斷，從而做出更合理的投資決策。另外，具體來說，CEO任職早期即與正向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也與負向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并且負向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說明我國新任CEO“洗大澡”盈余操縱行為較為嚴重。另外，在盈余管理方式上，CEO任職早期即會進行應計盈余操縱又會利用酌量性費用進行真實盈余操縱，并且更多的利用會計政策、會計估計進

16、行應計盈余操縱。但除了任職早期，CEO任職中后期與晚期在聲譽機制的約束下均不會進行盈余管理。這啟示投資者要對CEO任職早期的會計信息質量持更加懷疑、謹慎的態(tài)度。關于新會計準則的治理作用，新會計準則只能抑制CEO任職早期的負向應計盈余管理行為，對于正向應計盈余管理以及利用酌量性費用進行真實盈余操縱均沒有明顯的治理作用，這啟示投資者不能對新會計準則的實施持過于樂觀的態(tài)度，同時也啟示會計準則制定者在加大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同時要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