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忠”到民族主義的嬗變——以梁啟超為個案的研究.pdf

1、由于中華民族在進入文明社會時保留了血緣關(guān)系和宗法制，故“孝”成為家庭倫理的主要內(nèi)容：而后來逐漸形成的“家國一體”的社會結(jié)構(gòu)，又使“忠”與“孝”相通，成為“孝”的延伸，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于是，“忠”離去了原初所具有的多種意義，偏于狹義的“忠君”。特別是從表面來看，君主是國家的代表，忠于君主，就等于忠于國家，但到了近代，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和清政府的妥協(xié)賣國，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清王朝已經(jīng)不能成為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表，“忠君”火

2、去了其合理性。與此同時，隨著西學東漸而來的“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民族作為一個現(xiàn)實的訴求，成為向國家過渡的唯一倫理實體，于是民族主義取代了“忠”倫理，并發(fā)展成為近代流行的倫理思潮。梁啟超受到東西兩種文化的影響。親歷了從“忠”到民族主義的嬗變過程，其思想也影響這一思潮的歷史進程。他不但在中國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還做了比較正確的界定，后來更超越了對民族主義的認識，而傾向于世界主義。直到目前，梁氏的很多論述和思想對今天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