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國家土地政策變遷與土地制度演進研究_18262.pdf

1、中國古代經濟中，土地是封建政府能夠用來同其他各種力量，同其他利益集團在經濟政治上周旋、交換、角逐的命根子。因此，土地政策與土地制度一直是中古時期國家經濟管理核心內容。二十世紀以來，史學界對土地制度問題曾展開過激烈的討論，不少學者從文化、政治、階級、經濟等不同的專題研究入手，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果。 學術界大多認為，在唐宋時期，古代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發(fā)生著全方位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轉折點在唐朝。一般以安史之亂為界，把唐朝

2、分為前、后兩期。從傳統(tǒng)經濟的發(fā)展看唐前期仍然具有從秦漢以來古代社會前期的特點。唐朝后期，傳統(tǒng)經濟的發(fā)展出現帶有古代社會后期的新的特點，向近代社會發(fā)展的特點。因此，研究唐代土地政策變遷與土地制度演進，梳理中國古代重要社會轉型期——唐宋變革期的國家土地政策變遷軌跡，不僅對于深刻認識歷史轉型期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變遷規(guī)律以及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演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對于現今如何發(fā)揮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優(yōu)化配置土地資源，進一步完善土地制

3、度，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與啟迪意義。 近20年來，隨著唐宋變革期的學術討論成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焦點，不少學者就唐宋時期的土地問題從土地分配、土地買賣、土地賦稅、商品經濟、思想文化等角度展開討論，極大推動了對唐宋時期社會變遷的深入研究。本文從唐代的國家土地政策的研究入手，從新的視角詮釋唐宋之際土地問題研究的成果，對唐代國家土地政策的變遷與土地制度的演進展開分析討論，試圖對唐宋時期社會變遷作出“知微見著”的分析概括。為了能清楚地闡述

4、這個問題，本文共分五個章節(jié)。 第一章：導論。主要圍繞土地、土地政策、制度、制度變遷等基本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闡述選題背景、意義和研究方法，旨在構建唐代土地政策變遷與土地制度演進研究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唐前期國家土地政策的變遷：618-755。主要討論唐前期國家土地政策的特點及實施效應，具體細分為三節(jié)。首節(jié)圍繞唐前期的土地分配政策內容及特點，闡述唐前期土地分配政策的實施效應。次節(jié)對土地買賣與土地市場的概

5、念進行界定，并簡要回顧了中古時期土地買賣與土地市場的研究成果；分析土地買賣政策的變遷，探討唐前期土地買賣政策與土地分配政策的關系。末節(jié)界定賦稅與土地賦稅的基本概念，闡述土地賦稅政策的功能及唐代土地賦稅政策的兩大類型：梳理唐前期的以租庸調為主體的土地賦稅政策的內容、特點及實施效應。 第三章：唐后期國家土地政策的變遷：756-907。主要分析唐后期國家土地政策變遷的軌跡及政策效應，具體內容又分為三節(jié)。第一節(jié)探討唐后期國家土地分配政策

6、變遷的歷史過程，在此基礎上，唐代土地分配政策變遷的效應及對國家土地賦稅政策產生的重大影響；并試圖運用均衡分析理論闡明唐代土地分配政策的變遷的機制。第二節(jié)對比唐后期與唐前期土地買賣政策的變化，總結唐后期土地政策的實施效應，研究唐后期土地買賣政策的變遷對土地制度演進的影響。第三節(jié)在前輩史學研究者對兩稅法研究的基礎上，從土地賦稅政策的目標角度，探討兩稅法政策的經濟目標與政治目標的均衡及其效應。本章旨在通過對比唐朝前后期國家土地政策體系變遷的過

7、程、特點及政策效應，分析土地政策目標、政策環(huán)境與各項土地政策之間的邏輯關系。 第四章：唐代國家土地政策變遷的經濟學分析。在研究唐代土地政策變遷歷史過程的基礎上，綜合運用政策分析工具分析對唐代土地政策的變遷機制進行探討，試圖揭示唐代國家土地政策變遷的內涵、動力及實質，從而追求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一致。 第五章：唐代國家土地政策變遷與土地制度的演進。本章分為三節(jié)。第一節(jié)辨析土地政策與土地制度的邏輯關系，構建土地政策變遷與土地

8、制度演進的互動模型，闡述中國古代小農土地產權制度路徑依賴的形成，并考察唐代土地制度演進的效率。第二節(jié)以“農戶稀缺性假設”為前提，運用制度經濟學和博弈分析探討唐代前期土地產權制度的演進過程。第三節(jié)以唐宋土地制度的演進為視角運用博弈論對“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進行了分析。 通過對唐代國家土地政策變遷與土地制度演進研究，本文認為： 第一，唐代的傳統(tǒng)經濟在發(fā)展中受到土地政策制約，并在土地政策制約中求得發(fā)展，這種狀況使經濟發(fā)展的速度

9、和水平都受到影響。唐代國家土地政策的變遷是因農業(yè)生產及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使資源、技術等影響政府選擇的外部條件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國家控制土地和勞動力，直接配置資源方式的效率下降，國家土地政策出現結構性失衡，致使土地政策體系中各具體政策與均田制不協(xié)調，影響了土地政策的整體效應。作為土地政策主體的唐政府面對土地買賣頻繁、土地兼并劇烈的客觀環(huán)境，從土地政策的政治目標(政治支持最大化)與經濟目標(經濟收益最大化)的均衡發(fā)展出發(fā)，以滿足財政需求，維護

10、其統(tǒng)治的根本利益為目的，順應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現實，調整土地政策的不均衡結構，使之趨于均衡，以提高土地政策的整體功能。 第二，土地政策與土地制度是互為影響的。土地政策雖然處于土地制度的約束之下，但利害相關者的行動、客觀因素的變化會推進政策變遷與制度演進。土地制度對土地政策的決定性作用，土地政策的變遷同樣影響著土地制度的演進。唐前期以國家配置土地資源為主的土地分配政策、限制性土地買賣政策、以丁身為征稅對象的賦稅政策都是實現“抑制兼并”

11、的土地制度目標的保障。唐后期，國家在土地分配政策上放棄授田的傳統(tǒng)職能，改變直接配置土地資源的方式；在土地買賣政策上一改嚴禁土地買賣的政策，逐漸放松對土地買賣的限制，最終以行政、法律的手段保護土地的正常交易；在土地賦稅政策上改變租庸調以人丁作為征稅標準的難題，實行兩稅法以資產為征稅標準。最終確立了“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中唐以前，“抑制兼并”是歷代封建王朝相沿成習的基本土地制度，至建中兩稅法頒行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成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

12、后期土地制度的宗旨，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后期的經濟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三，一般認為：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土地相對于勞動力是更為稀缺的資源，人地矛盾的激化是中古時期土地產權制度變遷的重要誘因。但從唐代土地制度演進的研究可以發(fā)現“勞動力(即農戶)”稀缺性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重要因素。唐前期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均田制，均田制的制度安排是授田與限田相結合，確保勞動力與土地緊密結合，提高生產資源的配置效率，保障賦稅征收和政權穩(wěn)定。其出發(fā)點就是調動農

13、戶在土地上的生產積極性。唐前期實行均田制的關鍵表現為國家對農戶的控制，而不是對土地資源的爭奪。均田制的廢弛并非是土地要素稀缺所引發(fā)，而是，國家在與農戶和地主的博弈中，土地兼并劇烈，農戶逃亡使均田制已不再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不能真正把農戶圈定于土地之上。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農戶也是一種稀缺資源，其“稀缺性”和“土地要素”一樣也同樣表現出了“最難獲得和最難替代性”，因而國家與地主階層的經濟博弈必然要首先集中在“農戶要素”的爭奪上。由于“農戶要素

14、”與“土地要素”要相互結合才能構成農業(yè)生產，因此土地也就成為了“農戶要素”的載體，對于“農戶要素”的爭奪就表現為“土地的集中與兼并”。至唐代后期，國家、地主、農戶的博弈結果打破了傳統(tǒng)的“抑制兼并”的制度安排，轉而實施了“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 第四，傳統(tǒng)觀念認為土地兼并同時損害農民和國家的利益。對農民而言，土地大量兼并使得“耕者無其田”，農民不得不成為地主的佃農，接受地主的剝削，這往往會造成不公平感，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的因素。對國家

15、而言，土地兼并導致的農戶破產損害了國家財政的稅基，而且由于地主享有種種特權免于繳稅，必令國家財稅遭損。所以自漢以后歷代都有人提出“抑制兼并”的言論和思想。本文通過經濟博弈分析，得出如下結論：與“抑制兼并”制度安排不同，在“不抑兼并”的制度安排下，國家退出了對農地產權的直接安排，把最終剩余的索取權轉移到了地主和農戶手中。這就意味著地主和農戶的生產努力程度與自身經濟效益直接掛鉤，地主和農戶成為了風險的直接承擔者。因此，一方面國家改變了制度安

16、排，提高了地主和農戶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地主和農戶從自身利益出發(fā)，也會增加勞動屬性的供給，這就使得國家、地主與農戶之間的契約呈現了有效率。唐中葉開始的由抑制土地兼并到不抑兼并的制度演進，實乃國家、地主和農戶之間博弈的結果。農民和政府進行了長期的重復博弈，不斷地使農民和政府走向合作，不斷地使土地產權制度完整。這樣有利于土地市場化經營，有利于提高制度效率，不斷地促進經濟增長?！安灰旨娌ⅰ蓖恋刂贫仁沁m應當時社會經濟條件變遷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對唐

17、宋農業(yè)生產及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五，唐代土地制度由“抑制兼并”到“不抑兼并”的演進，一方面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配置土地資源，促使土地資源向生產條件充分的生產組織和個人集中，另一方面，通過明晰產權，激勵和保護生產者的生產和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穩(wěn)定的土地產權制度使農民注重長期的用養(yǎng)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傊糯袊侵醒爰瘷嗟膶Ｖ粕鐣?，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很深的。國家通過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對社會經濟進行組織、管理。同時，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