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與

1、“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與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俞啟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中國近代是一千極為重要的思想觀念，它的產(chǎn)生有著歷史的原因。鴉片戰(zhàn)爭以后我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正如張之洞驚呼：“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①在這種形勢下，一方面，由于長期封閉的歷史文明滋育了自傲的民族心理和維持舊有傳統(tǒng)的社會惰性，不易接受新的變革。特別是封建專制制度及倫理綱常是清王朝賴以生存的命脈，是絲毫放棄

2、不得的，另一方面，腐朽的封建制度及舊的傳統(tǒng)文化又明顯落后于資本主制度和近代科學文化，由于這種落后使得我國處于不斷挨打的困境，中華民族的生存以及清王朝的統(tǒng)治都面臨嚴重的威脅，一成不變只能是死路一條?！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種矛盾的思想產(chǎn)物?！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并非張之洞所首創(chuàng)，早期改良派人土，如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人均已提出這一主張。張之洞則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作了較全面的、系統(tǒng)的論述。他于1898年春夏之際撰寫《勸學篇

3、》一書，全書分內(nèi)外兩篇，內(nèi)篇言“中學為體”，外篇言“西學為用”。他憑借自己在清政府中顯赫的政治權(quán)勢，使這一思想原則得以有力地貫徹實施。因此，人們在論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總是將它掛在張之洞的名下。實際上，除少數(shù)冥頑不化的守舊派和全盤西化的鼓吹者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在清末政界和學術(shù)界具有廣泛的可接受性，只是具體的理解和解釋各有差異罷了。如果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是我國封建社會最重要的思想和文教政策的話，那么，“中學為體

4、，西學為用”則是我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最重要的思想和文教政策。對于這樣一個在歷史上影響甚大的文教政策，有必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nèi)”，②作出客觀的、全面的評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稱”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張之洞說：“四書、五經(jīng)、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⑧這里所言“中學’的內(nèi)容是古已有之的，而且兩千年來一直是中國學術(shù)和教

5、育的“體”具有新意的是“西學為用”。首先，承認“西學”為“學”而并非僅為某些“長技”，意味著中國知識界不得不放棄盲目自大的傳統(tǒng)意識，他們逐步看到西方國家的先進不只，是船堅炮利，工精器巧。而在于整個科學文化及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性上，甚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張之洞將“西學”分為“西政”和“西藝”兩類(有時還兼言“西史”)。“西政”包括教育、國防、財政、司法、貿(mào)易等方面的制度措施，“西藝”則指算、繪、礦、醫(yī)、聲、光、化、電等各類科學技術(shù)。張之洞深惡

6、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及作為其理論基礎(chǔ)的“泰西哲學”，這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但他并非只講“西藝”、不講“西政”。他曾明確指出：“西藝非要，西政為要”。④他撰文大量介紹了各國的地理、歷史、文化、教育、政治、宗教、法律等社會生活及上層建筑領(lǐng)域的發(fā)展狀況，總的說都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即使是談及西方政治制度時也多有褒辭。例如他指出，“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

7、悖欺?！雹菘梢娝麑χ袊木鲗Ｖ颇切白砸曋袊耧L無一是處”的自暴自棄者。他認為只要“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17)。當然，由腐朽的清政府領(lǐng)導國家走向富強是不可能的，但這里體現(xiàn)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是任何時代都需要的，這也是正確學習外國所必備的精神支柱。張之洞提倡“中學為體”就有反對盲目崇洋，全盤西化的含義。他揭露說：“貴洋賤華之徒，于泰西政治、學術(shù)、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敝俗，欲

8、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18)張之洞所認為的“秕政敝俗”未必真是秕政敝俗，他所堅持的“吾教吾政”也未必不應棄之，但強訓要有選擇地學習外國，這在原則上是有可取之處的。(三)在分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歷史作用時，我們應當將它在教育領(lǐng)域的作用與在政治思想領(lǐng)域的作用有所區(qū)別而論。張之洞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是19世紀末葉，清王朝的統(tǒng)治正處于內(nèi)外交困、搖搖欲墜的窘境，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人士已明

9、確要求變革封建專制政體，此時張之洞仍堅持以“三綱”為核心的“中學為體”來遏制迅猛發(fā)展的變法維新浪潮，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反動性是明顯的。然而在教育領(lǐng)域則不盡然。直到90年代中，我國仍沿續(xù)古代舊的教育體制，盡管洋務派辦起了一些新式學堂，如同文館、武備學堂、船政學堂等，但基本上局限于軍事和外語兩方面，只能算作在封建傳統(tǒng)教育格局之外的一點新的點綴和補充而已。由于近代新教育當時尚處于萌芽階段，在一個時期內(nèi)它司以在不觸犯封建專制制度的前提下有相當程度

10、的發(fā)展余地，也就是說，“中學為體”在教育領(lǐng)域尚未表現(xiàn)出對“西學’傳播的強烈阻滯。況且，張之洞所講的“中學為體”并不是要維持一切傳統(tǒng)學術(shù)及教育制度措施，相反，他也主張拋棄其中大部分陳腐空疏的、已不利于或不適應于清王朝統(tǒng)治的東西。因此，有可能在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下較為廣泛而系統(tǒng)地引進和采納西方新的教育內(nèi)容和制度，從而實現(xiàn)由古代傳統(tǒng)教育向近代教育的初期過渡。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是中國教育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的一個關(guān)鍵時期，教育改革開

11、始進入普通教育領(lǐng)域。新型的大、中、小學及師范學校和各類專業(yè)技術(shù)學校紛紛出現(xiàn)。舊式書院開始被改造為新式學堂。戊戌變法時對這些變革作了制度上的肯定和推廣，變法雖然在政治上失敗了，但其教育改革的成果實際上得到清政府的認可，最終導致1903—1904年間《奏定學堂章程》的頒行，它標志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近代學制的出現(xiàn)。在這一急劇變革的過程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起著不容忽視的指導作用。這一時期致力于創(chuàng)辦新教育、改革舊教育的各類人士，幾乎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