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國與古希臘語言哲學思想比較.pdf

1、古希臘與古中國，尤其是先秦時期，是中西方社會文化思想產生的源頭，當前諸多文化與學術思想都在彼時進入了萌芽期。語言哲學思想亦是如此。本文即在語言作為一個文化現(xiàn)象的前提下，認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發(fā)展的語言哲學思想也必然不同，從而最終導致了整個語言學體系的差別。本文便從雙方思想的源頭出發(fā)，站在當時的視角，從發(fā)展的角度來探討整個社會文化背景對中西方語言哲學思想產生的影響，并且通過比較，嘗試重新審視不同思想源流對現(xiàn)代漢語研究的意義。
　

2、　全文共分七章與結語部分。第一章首先強調了本文的選題緣起，留意到西方語言學的各種理論在與漢語的實際結合中，往往并不那么順暢，有格格不入之嫌。因此考慮回溯源頭，從雙方文化形成發(fā)展的角度出發(fā)，通過比較來發(fā)現(xiàn)差異。在現(xiàn)有的學術論著中，抱有與本文目的性和前提類似的研究，往往并沒有從中西方思想源頭的比較這一切入點出發(fā);而已有的針對古中國與古希臘語言哲學思想對比研究的論著，卻并沒有從整體文化發(fā)展的角度出發(fā)，考慮文化傳統(tǒng)對現(xiàn)代語言學研究的意義。

3、>　　第二章主要從雙方語言本體和背景出發(fā)進行比較，認為漢語文字以表意為主，容易使人從意義上進行理解，從而產生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在遣詞造句方面，漢語以語詞為中心，注重意會，講究以意統(tǒng)形，完全沒有形態(tài)變化。在論說方式上，漢語富含詩意，突出比喻，富含人生體驗，導致意義多樣化，語義的確定性減弱。與此同時，古希臘語則截然相反，文字是記音符號，難以產生除形態(tài)外的任何聯(lián)想。句子結構嚴謹，以形態(tài)變化為主。語義清晰明了，以論辯為目的，從而歧義較少。最后強調雙

4、方在政治制度這一基本背景上的差異。
　　第三章與第四章都是從具體的語言哲學思想上進行比較。對比了雙方，及其內部不同派別之間語言觀的差別和正名的不同目的。在語言觀上，本文通過比較認為雙方總體上都有一種消極的語言觀。老子認為天道是難以用語言來言說的，只能將語言作為一個暫時依附穩(wěn)定概念的工具，人與自然不經過任何中介的融合才是完美的狀態(tài)。莊子繼承并發(fā)揚了老子的觀點，認為只有通過意會才能了解事物的精華實質，并且通過“非言非默”來誘使人們跳出

5、語言這一框架，達到“體悟”的境界。古希臘早期的學者也紛紛持有類似的態(tài)度，對語言得出了一系列極端的結論。這些結論因為否定了語言，從而無法用語言來進行論辯與證實，于是難以延續(xù)并發(fā)展。與此同時，孔子與墨子卻在意識到了天道不可言之后，轉而投向語言積極的一面，以經世致用為其目的。
　　在正名這一點上，雙方的差異則更為明顯，古希臘人注重的是“名”從何處來，考慮的是“名”的來源是否“正”。而先秦諸子思考的則是“名”的社會功用，尤其是在為政的層面

6、。即便是純粹性更強的名家，其出發(fā)點也是為了社會政治的目的。
　　第五章與第六章便是透過語言哲學思想的表面，從其背后所隱藏的人文主義精神以及文化的差異進行對比論述。第五章主要是對于雙方修辭觀背后的“誠”與“術”進行比較，漢民族的修辭本質上是避免抽象化，并不適合純學術的發(fā)展;而古希臘人的修辭則更傾向于推理，辯證思考。在這一現(xiàn)象的背后，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民族世界觀的差異則是人在語言中施加影響的終極體現(xiàn)。漢民族的“有機整體的宇宙觀”體

7、現(xiàn)的是一種融合的思想，人始終參與其中;古希臘人的世界觀則是以追求本原為目的的，將萬物同一化、普遍化，從而追求一種普世的理論。
　　文化的差異則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文化觀念的差異，漢民族的文化從來都是一種籠統(tǒng)、缺乏嚴整的概念系統(tǒng)，注重實際的應用，“道”在不斷變化中與萬物相輔相成;古希臘人追尋的是“邏各斯”本身，在不斷地發(fā)展中將這一先驗存在中所包含的東西逐步細分。其次是文化目的性的差異，漢民族看重的是意會，“意”本身才是其目的，

8、而非語言這一工具;古希臘人則追求確定性，需要清晰的條理，通過研究語言可以達到“邏各斯”。最終是文化內核的差異，漢民族的文化是建立在社會倫理這一基礎上，注重的是目的;古希臘的文化是建立在求知的基礎上，注重的是原因。
　　第七章是從雙方不同萌芽的發(fā)展角度進行的對比，這一點在前人的論述中較少涉及。在萌芽期，中西方的語言哲學思想都是以判斷為主，而非具體的研究，從全局上來看，這一時期可謂雙方語言學最為接近的時刻。古希臘自此便走上了一條不斷將

9、零散思想具體化，從而形成一門學科的道路。漢民族則在先秦的百家爭鳴中選擇了儒家思想，而這一思想卻往往被語言學研究所忽略。我們往往站在當前的角度，來拾取那些符合當前主流，卻埋沒在歷史長河中的文化遺產，而不是從發(fā)展的角度去衡量判斷漢語語言學的核心思想。事實上，儒家思想在影響中國兩千年的過程中，早已與中國文化融為一體，漢民族的語言學傳統(tǒng)，也與儒家思想是分不開的。然而，儒家思想體系所包含的人文主義精神，卻在當前的語言研究中被摒棄了。
　　最

10、終，通過比較我們發(fā)現(xiàn)，事實上，在語言哲學層面，我們能夠討論的問題，多數(shù)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為先人所涉及了。而在之后兩千多年的發(fā)展中，雙方的語言學沒有朝同一個方向發(fā)展，并非偶然，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必然。漢民族的文化體系追求的正是應用，是目的，因此其語言學也應當從功能的角度來討論。古希臘的文化體系追求的是本質、是原因，所以其語言學便產生了復雜的形勢分析。因此，我們必須將人文內涵與結構闡釋歸于功能之下，方能以此為基礎建立漢語自己的語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