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人類學視閾下的《中庸》英譯研究.pdf

1、《中庸》為中華文化之經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有近200年的歷史，期間出現了約20種英譯本，這些譯本以不同形式顯示出深度翻譯的顯著特征。本研究采用闡釋人類學深度描寫的方式，選取了代表《中庸》哲學、詩學和史學譯釋取向的五種譯作，從譯本中的地方性知識出發(fā)，以譯本中的深度翻譯為主要研究對象，顯微式地記錄各譯本深度翻譯的表現形態(tài)，思想路徑及功效，并結合中國闡釋學中的境域論，將《中庸》譯本中多樣化的翻譯闡釋解釋為譯者與其最為切近層次存在境域之間張力的

2、產物。
　　具體來說，通過深度翻譯實現了對《中庸》哲學性闡釋的譯作主要有辜鴻銘譯本、龐德譯本和安樂哲譯本。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辜鴻銘譯本主要借翻譯《中庸》來宣揚中華道德文明的優(yōu)勢，改變西方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態(tài)度，因而，在具體翻譯中，他利用序言、附錄等總體性論說中華文明之道德文明的本質、通過對譯本正文核心術語翻譯中添加“moral”和譯本中相當數量的雙行小注等方式來凸顯《中庸》的道德內涵與主題，從而將《中庸》建構為代表中華道

3、德文明的有機整體。
　　哲學家安樂哲和郝大維的譯本則旨在體現中國哲學的過程性特征。安樂哲和郝大維認為關聯性思維居支配性地位的中國古典哲學傳統是歷史主義的，訴諸于敘事的理解，其語言為焦點和場域語言;而因果性思維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哲學傳統崇尚分析的理解，其語言可歸為實體性語言。為中國哲學正名就要把這些差異在譯本中體現出來，因此，在翻譯中他們通過廣泛使用焦點和場域語言、訴諸類比以及回避使用因果語言等方式來體現中西哲學的差異，凸顯中國過程哲

4、學的異質化特征。
　　龐德的譯本呈現出顯著、連貫的新柏拉圖光的哲學闡釋傾向，產生的原因除了對當時政治環(huán)境的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基于新柏拉圖思想與《中庸》的相似性，兩者都構建了以神秘、超越的“一”為主導、具有層級性的思想體系。龐德在譯本中通過對《中庸》原典結構的操控、直接引入新柏拉圖術語和對原典漢字字形的分析性闡釋等三種路徑借用新柏拉圖“光的哲學”對《中庸》進行了闡釋性翻譯。
　　浦安迪譯本和迦達納譯本通過深度翻譯踐行了對《中

5、庸》詩學和史學的經典重構路徑。浦安迪譯本是其對經典尋根式研究的自然產物，在該譯本中，他嘗試性地構建了以“旖旎復古的經典文風、道德哲學的顯化主題和兼容并蓄的詮釋風格”為主要特征的經典翻譯重構路徑，在譯語世界中重構了《中庸》的經典形象。迦達納認為現有《中庸》英譯本因缺乏向譯文讀者厘清《中庸》經典化的過程、原因和影響，從而大大削弱了《中庸》在英語世界中作為中國經典的影響。因而，在其新譯本中，他對《中庸》經典化歷史進行了詳細爬梳，認為《中庸》的

6、經典化是當時歷史、政治以及其本身義理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雙行小注在《中庸》經典化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功效，朱熹的新儒學對確立《中庸》的權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迦達納的翻譯在形式上遵循了朱熹雙行小注的注疏體例，在內容取舍上保留了對新儒學影響甚大的章節(jié)，在闡釋取向上幾乎完全采納朱熹對《中庸》的闡釋，成功地建構了一條以“經”構“經”的翻譯經典重構路徑。
　　無論是哲學的、宗教的、詩學的抑或是史學的譯釋，深度翻譯的實質是闡釋性的翻譯，其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