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證明及應用：從羅爾斯理論出發(fā)的新思考.pdf

1、本論文旨在探究公共理性理論的效用及其證明等問題，通過檢視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所提出的公共理性理論，在引入其他相關理論（如商談理論）的基礎上與之對話并對其進行改進，嘗試提出一種新的公共理性效用證明策略，在保持羅爾斯公共理性理論基本內核不變前提下，使其能夠更為緊密地與社會現(xiàn)實相對接，并在公民政治實踐中發(fā)揮更為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公共理性是目前中外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一個問題。盡管學術界在何謂公共理性問題上眾說紛紜，至今尚未形

2、成一個統(tǒng)一的定義，但學者們普遍認為，公共理性實際上是適用于公共論辯和決策當中的一套理性商談法則，它關系到參與論辯的主體如何確定論辯的出發(fā)點，如何提出并論證那些能夠為彼此在理性上都能夠接受的理由，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作為政治哲學當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公共理性在西方思想史當中有著悠久的歷史，霍布斯、洛克和康德都曾對這一概念做出過闡述和論證，但公共理性能夠成為當下學術討論的熱點話題要歸功于約翰·羅爾斯。為了使其在《正義論》一書當中所提出的正義

3、理論能夠適合于多元民主社會的現(xiàn)狀，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當中，羅爾斯修改了其“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的背景和目標，因為，羅爾斯認識到，多元化是現(xiàn)代民主社會當中所存在的一個基本事實，公民由于彼此間持有不同的“完備性學說”，因此難以就政治問題達成共識，而又因為公民作為一個集體是政治權力的最終享有者，他們彼此之間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因此誰也不能運用權力強制他者接受自己的“完備性學說”，否則，政治權力行使的合法性要求將難以滿足。于是，羅爾斯認為當公

4、民在進行政治論辯和決策時不能從“完備性學說”的觀點出發(fā)，而是要運用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所共享的政治正義觀為內容，政治正義觀念隱含在民主社會的公共政治文化當中，是民主社會長期實踐積累的產(chǎn)物，生長于該社會中的人們在經(jīng)過理性的反思之后都會對其表示接受和認同，因為政治正義觀念不僅不會與公民各自所持有的“完備性學說”相沖突，反而會得到后者的支持。因此，羅爾斯認為公民在進行公共論辯和決策時應當以建立在“重疊共識”基礎之上的政治正義觀念作為其提出

5、各種理由的根據(jù)，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成理性的共識，公權力的行使也應該受到這種公共理性的約束，如此一來民主社會也就獲得了持久的穩(wěn)定性。
　　公共理性本質上是一種理性公共使用的規(guī)范，如同其他規(guī)范一樣，公共理性也需要被給予證明。就目前而言，與公共理性的應用相比，其證明問題或多或少地被學術界所忽視了。根據(jù)馬克思·韋伯的理論，我們可以從目的理性和價值理性兩個方面對這一概念進行考察，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種公共理性的證明與應用模式:其一，依照“目的

6、理性式”，公共理性被認為能夠為我們提供對于某種爭議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其二，依照“價值理性式”，公共理性被認為有助于更好地實現(xiàn)或保護某些對我們而言極為珍貴的價值?？傮w而言，羅爾斯，如同盧梭與康德一樣，傾向于第二種模式，即公共理性的應用并不僅僅為了解決具體的糾紛，而是因為此乃民主社會當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參與政治活動時所肩負的一種道德義務。就具體的證明方式而言，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當中羅爾斯為公共理性給出了兩種具體的證明，一種是來自“原

7、初狀態(tài)”的證明，即作為“原初協(xié)議”的一部分，公共理性被視為是公共探究的指導方針和標準，連同正義原則一起獲得“原初狀態(tài)”中參與締約的各方公民代表的一并認可;相比“原初狀態(tài)”的證明而言，另一種證明方式，即“融貫主義”的證明，則更為根本。通過建構良序民主社會的理念、政治正義觀念的理念以及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并使之與公共理性的理念相互說明，互相支撐，由此確立公共理性在公共證明當中的合法地位。在證明的基礎上，羅爾斯又提供了三條公共理性在應用當中的

8、基本法則，分別是相互性法則、排他性法則與限制性法則。
　　羅爾斯的理論一經(jīng)提出便在學術界引發(fā)了激烈而持久的討論，批判者們從不同角度指出羅爾斯理論當中所存在的問題:就公共理性的證明而言，一方面，由于羅爾斯對多元主義對于現(xiàn)代民主社會的影響沒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因此他理想中的良序民主社會連同其中的政治領域是一個忽視并試圖掩蓋或者回避公民合理差異的“大同社會”，另一方面，羅爾斯也沒有意識到公民間就政治正義觀念達成“重疊共識”其實是難以實現(xiàn)的

9、，這是因為雖然羅爾斯認為每個公民具有“理性的”和“合理的”兩種道德能力，但是這不意味著公民能夠將“完備性學說”與政治正義觀念進行區(qū)分，這也進而導致了所有奠基于這種區(qū)分之上的證明方案的破產(chǎn);而在公共理性的應用當中，由于割裂了政治正義觀念與完備性學說之間的聯(lián)系，這樣一來，羅爾斯所謂的“重疊共識”存在著認知維度方面的缺失，因此難以起到證明的作用;并且，假如要求公民僅能從與他人共同分享的政治正義觀念出發(fā)去提出理由，那么一方面會使許多重要的價值無

10、法進入公共辯談領域從而受到貶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多元主義社會中增進公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尊重。雖然受到了諸多批判，但是羅爾斯的證明還是有其優(yōu)點的:比如說羅爾斯認為我們之所以要采用公共理性不是因為其能夠給我們帶來某種現(xiàn)實的利益，而是由于公共理性是在多元環(huán)境下彼此之間作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應接受的公共證明方式;而在應用中，由于羅爾斯的公共理性更強調理由所依據(jù)的實質性內容，因此相較于純粹的程序主義設置方式而言更具現(xiàn)實的可操作性。
　　由

11、此可見，羅爾斯的公共理性理論在整體上還存在著進一步改進的余地，這其中的關鍵是要在打破完備性學說與政治正義觀念二元區(qū)分的前提下保證公民在進行論辯時仍然可以找到支持他們各自理由的依據(jù)，在此基礎上允許他們將各自的完備性學說帶入討論當中、承認彼此間差異并且追求實現(xiàn)共識。因此，對這種公共理性的證明需要我們重新闡發(fā)羅爾斯所提出的幾個基本理念。
　　首先，羅爾斯雖然反對將良序民主社會視為一種倫理共同體，但是我們卻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政治共同體。在

12、這一共同體當中，盡管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差異，但作為共同體的成員，每一個公民都享有一種公民身份;其次，公民的這種身份應該被視為一種權利與義務的復合體，由此出發(fā)我們可以理解公民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系以及公民彼此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在公民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系當中，每個公民自由且平等的地位受到來自共同體的保障，但公民也要遵守使共同體的得以維系下去的那些條件，因此公民與政治共同體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另一方面，雖然政治共同體保障公民的權利，但是其具

13、體的實現(xiàn)則需要在與其他公民的合作當中完成，即一項權利的實現(xiàn)需要由他人履行一定的義務予以配合，因此公民與公民之間可以被界定為一種相互合作的關系。最后，如果我們認為公民彼此之間都是自由且平等的，那么一方就不能強迫他人滿足自己實現(xiàn)權利的訴求，而是必須能夠將這種訴求其轉化成為對方自愿履行的義務，這就需要公民給予對方一個他/她能夠憑借理性而自愿接受的理由。按照相互性要求，這種理由就必須是建立在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公共法則的基礎上。就公共法則而言，它不

14、同于羅爾斯所主張的政治正義觀念，它并不優(yōu)先于公民所持有的完備性學說，也不需要每個公民事先就其內容達成某種“重疊共識”，公共法則毋寧說是一些公民在相互提出權利訴求時都可以援引的規(guī)范資源，公民以此為依據(jù)可以對他人提出權利的訴求。用公共法則取代政治正義觀念并沒有否認如下事實，即每個公民雖然在理性上可以認可并且接受公共法則作為他們彼此之間提出權利訴求的依據(jù)，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于公共法則的理解和運用都會是一樣的，因此公共理性就不應該是阻止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