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母國到共享文化演進中的英聯邦認同

1、<p>　　從母國到共享文化：演進中的英聯邦認同</p><p>　　摘要：從認同的角度，分析英聯邦演進的階段性特點，認為最初以母國為核心的母國一女兒國認同為英聯邦制度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條件；20世紀30年代后的國際局勢的變化曾一度威脅遮蔽認同的光芒，但是新的認同同時也在成員關系的調整中艱難形成；而隨著英國加入歐共體和英聯邦成員間結構變得更健康，共享文化最終成為認同的基礎。認同的視角有助于我們對英聯邦的現

2、狀和未來進行更準確的評估。 </p><p>　　關鍵詞：母國-女兒國；認同；英聯邦；共享文化 </p><p>　　中圖分類號：K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3）02-0151-07 </p><p>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經過幾百年的帝國擴張后，曾經的“日不落帝國”退回到了最初開始的地方――不列顛，只能通過“三環(huán)外交”在國際舞臺

3、上勉強維持普通大國的影響力。但是因為其曾經達到的高度和規(guī)模，英帝國的起落在很多歷史學家眼里都有些史詩般的色彩，深刻地影響了他們對歷史走向的觀察。譬如，當下對美國霸權走向的不同預測和21世紀將會是誰的世紀等的思考都部分地反映出，“英國之治”記憶支配下的慣性思維仍在“大行其道”。 </p><p>　　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英帝國影響的余緒更是不可小覷。如，由于語言和文化親緣的因素，英帝國的統(tǒng)治和影響為后來的美國霸權創(chuàng)

4、造了有利條件，實現了英語國家間的一次霸權接力，從而將盎格魯一撒克遜的文化影響推到了如今的高度。而在“組織上”英帝國還有一個看似更明目張膽的“衣缽繼承人”――英聯邦。英聯邦的存在本身就會邀來一些問題：為什么經歷了20世紀中后期近半個世紀的非殖民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暴風驟雨之后，這樣一個源于英帝國時期的組織還健在（看來不僅僅是“夕陽西下，奄奄一息”）？為什么許多歷盡艱辛爭取到獨立的國家仍會自愿選擇成為英聯邦成員國，并與英國以家庭成員相呼？國內已

5、有對英聯邦的研究要么散落在對英帝國和非殖民運動的研究之中，要么也關注英聯邦，但卻容易“滑落”到對具體成員國的介紹。這兩種視角無法回答以上提出的問題。本文試從認同的角度把握英聯邦發(fā)展的階段性特點，以期部分解釋為什么英聯邦能在非殖民時代，特別是在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后仍能延續(xù)和發(fā)展。 </p><p>　　一、母國一女兒國認同和王冠 </p><p>　　現在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英聯邦正式始于

6、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但是強調1931年的里程碑意義不應該掩蓋了英聯邦漸漸演進而成的事實。從一定意義上說，當第一個來自英倫的移民開始定居于后來的老自治領時，英聯邦的演進就已經開始。可以想象，初到的移民對英倫的認同在最初的階段，不但不會減退，還會因為空間的距離變得強烈。后來自治領對英聯邦的認同從一定意義上是這樣的個人認同的聚合和在更大層面上的投射。 </p><p>　　所謂認同，簡單地說，就是行為體在互

7、動過程中的一種自我理解，這種理解綜合了“他者”（the other）對“自我”（the self）的認識。這樣一種互動之下形成的認同會構成在“自我”和“他者”之間進行角色的分配和擔當?！白晕摇边x擇一種角色的同時，就給“他者”施加了選擇反向角色（counter-identity）的期待。持久的互動會形成對彼此角色相對穩(wěn)定的期待，這種集體知識轉而又成為維持互動模式的觀念性力量。 </p><p>　　那么母國何以能成

8、為英國和海外移民殖民地之間認同之錨呢？原因至少有三：一，如上所提到，海外移民殖民地對英國本土的掛念還處在《故鄉(xiāng)的云》歌詞所表達的感性階段；二，英國作為帝國內部不二的中心，主導了它與海外自治領關系的話語權，從而把自己理解中的母女關系轉化成為“社會”事實；三，英國和自治領之間這種觀念層面上的關系理解得到了物質層面的支持。比如與在情感上各個自治領對英國的依賴相呼應，在經濟上各自治領作為原料和農產品的提供者，對英國有很大的依賴。從這樣的角色分擔

9、來說，把英國和自治領之間的關系描述為一群女兒國簇擁著一個母國（a mother country surrounded by daughter states）是形象且貼切的。 </p><p>　　可見，從認同的角度看，英國和海外移民殖民地之間從一開始就不需要面臨通過心理學所強調的接觸和正面回饋等過程建構認同的問題，它們關系的關鍵是要在因當地自治能力增強引起的離心力和因歷史和認同形成的向心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正

10、因為有以上提到的認同感，通常情況下很難達成的平衡，在英聯邦的演進中卻能做到“信手拈來”。在具體處理向心力和離心力的平衡過程中，內化了“母女”認同的三個制度（institutions）的出現起了關鍵的作用。它們是自治領制度的建立、帝國會議制度的形成和在英國政府內部自治領部的設立。 </p><p>　　杜爾哥（Turgot）曾經形象地比喻說，“殖民地就像葡萄，緊掛到成熟的時候”。也就是說等到當地有了自治能力的時候，

11、它們就會要求越來越大的自主權，甚至要求“分家”，徹底獨立。這樣的教訓在英國歷史上是深刻的。或許鑒于北美殖民地最終叛亂獨立的教訓，英國在對待剩下的移民殖民地時，較18世紀少了些頑固的家長作風，多了些帶有預判性的靈活。加拿大是最早取得自治的移民殖民地，1867年就建立了自治領議會；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分別在1900年和1907年取得自治領地位；南非也在1931年成為了自治領。 </p><p>　　較自治領制度更有動態(tài)意

12、義，對未來的歷史更有推動作用的是帝國會議制度。帝國會議始于188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五十周年慶典之年，并在20年之后成為一種固定的制度，每四年召開一次，需要時也可在間隔期增加次數。后來英聯邦發(fā)展的歷史證明帝國會議作為一個交流、協(xié)商平臺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它的舉足輕重性，克爾（Philip Kerr）有這樣的評價，“這是帝國人民在原初的組織演進過程中采取的第一步，是從帝國到英聯邦轉型過程中的第一步”。 </p><

13、;p>　　還有一個制度的出臺則更晚一些，它是前兩者發(fā)展共同作用的結果，即自治領部的設立。從英國政府部門職能分工來看，19世紀的自治領仍由殖民部統(tǒng)一負責，但進入20世紀后，一些自治領的政治家們認為龐大臃腫的殖民部限制了自己在英國政府內部的影響力，要求在機構設置上體現自治領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因此，1907年帝國會議以后，殖民部進行了改革，增加了包括自治領司在內的三個部門。到了1925年更是在時任殖民大臣埃默里的努力之下設立了獨立的自治

14、領部。 　　就這樣通過三種制度，“母女”認同在制度安排上被具體化。自治領的設立被理解為“女兒”長大，需要一定自立的必然；帝國會議則成為自治領的政治精英“常回家看看”，同時培養(yǎng)他們帝國視域和責任的平臺；自治領部則明確要“內外”有別，不能再把移民殖民地和有色殖民地混為一談。到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出臺時自治領最終擺脫了越來越帶有負面意味的“殖民”身份，“聯合王國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再稱自治領或自治領的省份或州為殖民”。 </p>

15、<p>　　英聯邦就像許多帶有英國記號的制度一樣，由小到大演進而成，它的成長多了份有機，少了份機械和人為。這要歸功于英國把帝國內的事務通過隱喻，家庭事務化。原來個人作為海外移民者對母國的鮮活認同被成功地抽象化為女兒國和母國之間的認同。因為英國是君主立憲制國家，這樣的認同更是有了一個方便的聚焦點：王冠。關于國王/女王在英聯邦凝聚力方面的聚焦作用，索爾伯里（Viscount Soulbury）有這樣的認識：“要讓大眾對一個抽象的事

16、物效忠是困難的，王冠雖然是一個抽象的事物，但是它有一個具體的佩戴者，在位君主把它轉化為一種現實，賦予其生命?！?</p><p>　　1926年的《貝爾福報告》明確了王冠在英聯邦成員國之間的紐帶作用，到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時，英國和自治領之間的關系基本理順，母國一女兒國認同已經被融入到慢慢演進而成的制度當中，并最終以法律的形式規(guī)定了下來。由英國和老自治領組成的這一階段的英聯邦是一個對成員有著嚴格準入標準的，具有強

17、烈的排外性的俱樂部（這也是母女認同的必然），當中固然少不了和所處時代分割不開的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但無法否認的是，英聯邦在這一階段確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為渡過后來的“困難時期”作了有益的準備。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英國和老自治領之間的關系理順，使老自治領本身成為英聯邦制度的維護和推動者。二，以帝國會議為代表的通過協(xié)商、尋求一致的機制已經形成，這為英聯邦調適自身、越過更多的障礙作了制度準備。 </p><p>　　

18、二、安全合作和認同轉型 </p><p>　　認同的社會性表現為其產生于互動，這會帶來兩方面的啟示，一方面認同因為源于集體知識，所以在相對恒定的角色期待之下，會較穩(wěn)定。也就是認同的情景依賴性可能會迫使行為體，因為對現有制度的慣性依賴和與現有的認同相關的承諾，不愿改變認同本身。另一方面，認同的互動性卻表明認同一直處于一種動態(tài)狀。對此溫特（Alexander Wendt）有這樣的觀察：“國際政治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個綿延

19、不斷的進程，在該進程中國家通過和其他國家的關系形成認同……這些認同可能不易改變，但是卻遠未鐫刻于石上?！?</p><p>　　那么在英聯邦發(fā)展的第二個階段，是什么因素導致母女認同遭遇危機，又是什么因素讓英帝國內部關系在臺面上仍保持前后的連續(xù)性？沖刷母女認同之堤的因素總結起來包括最初的感性認同褪色（第二代移民和第五代移民對英國的認同肯定是不一樣的），認同之下的角色期待不再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表現在英國作為母國

20、“護犢”的能力下降），與自治領和殖民地問題又重新聯系在一起（有色殖民地從來就沒有像移民殖民地一樣認同過母女角色分配）。 </p><p>　　維持帝國秩序的延續(xù)的因素則包括母女認同的存留影響，第一階段形成的制度所展示出的韌性，和國際環(huán)境給帝國成員國帶來的實質性挑戰(zhàn)。后一點是粘合力的軸心，作為老政治家的埃默里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過去，在皇家海軍庇護之下，英聯邦的每個部分都能在完全安全，沒有外來危險可能的環(huán)境下，

21、發(fā)展自身的獨立。在這樣的世界里離心力的作用得到了沒有任何限制的發(fā)揮。但是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危險且變得越來越小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里除了少數強國以外，很少有國家能完全自立，除非它們屬于一些相互依賴的群體?！彼虼苏J為英聯邦能夠也應該成為這樣一個安全實體，與美、蘇和西歐等構成一個自然的均勢，成為和平可以依賴的基礎。 </p><p>　　就這樣，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前的近40年里，實際的安全考

22、慮在英國與自治領和殖民地（后來是獨立的英聯邦成員國）關系中占了重要的比例，具體而言這些安全因素可分為經濟安全和戰(zhàn)略安全。 </p><p>　　經濟方面，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嚴重地影響了各市場的吸收能力，使生產過剩成為國際貿易的突出問題。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各國紛紛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維護本國生產者的利益。除英國以外的英聯邦成員和殖民地主要是原料和農產品出口國和地區(qū)，生產過剩的征兆早在1929年以前就已

23、經顯現，因此這些地區(qū)要求保障它們在英國的市場份額。同時，英國的制成品在國際市場上也面臨來自歐洲大陸和美國產品越來越大的競爭，因此迫切需要鞏固其在帝國內部的傳統(tǒng)市場。就這樣，渥太華會議成為第一屆經濟問題占主導的帝國會議，并最終正式確定了帝國特惠政策。 </p><p>　　這種經濟上的合作在二戰(zhàn)期間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特別是在美國出臺了《中立法案》后，英國已不可能再像一戰(zhàn)一樣借美國的生產能力來打贏一場大戰(zhàn)，所以對英

24、聯邦其他成員國的物資供給加倍依賴。而二戰(zhàn)結束時，英國經濟的世界地位較戰(zhàn)前更是不如。面對戰(zhàn)后初期世界經濟的極度不穩(wěn)定和美元短缺危機等困難，英國和其大多數（前）帝國成員試圖通過英鎊區(qū)和帝國特惠等政策尋求自保，減少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對各成員的負面影響。這樣的舉措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國際經濟動蕩對英鎊區(qū)范圍的沖擊，但是從長遠來看，也損傷了各成員的經濟競爭力，沒能確保經濟長期的安全。這種經濟上的安排在英國加人歐洲經濟共同體后才結束。 </p&g

25、t;<p>　　正如30年代的經濟危機和后來的世界大戰(zhàn)有著直接的關聯一樣，帝國內部的經濟安全和戰(zhàn)略安全也密不可分。戰(zhàn)略安全問題在30年代后期，當戰(zhàn)爭看來不可避免時，變得尤為突出。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英國的軍事實力已經大不如從前，這表現在：一，英國的相對實力在20世紀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受國力影響，軍事地位也在不斷下降；二，在戰(zhàn)后的裁軍中，英國作為凡爾賽體系的積極維護者，是裁軍中的積極分子，從而使其原有的實力受到較大

26、的削弱；三，英國是傳統(tǒng)海上霸權，主要靠海軍維持帝國，但是空戰(zhàn)時代的來臨使英國在軍事安全上的傳統(tǒng)優(yōu)勢頓時全無，而且如《華盛頓海上公約》所示，英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統(tǒng)治地位已為美國和日本所挑戰(zhàn)（如果不是代替）。其次戰(zhàn)略安全問題變得突出還源于英帝國成員的地理分布特點和因此帶來的戰(zhàn)略脆弱性。曾經引以為豪的“日不落帝國”，在大敵當前時則成了戰(zhàn)略弱點。 　　不像在經濟安全方面的安排，英國和其帝國成員在戰(zhàn)略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賴的結束沒有標志性的事

27、件。但是這種安全上的相互依賴，總體而言較在經濟上的依賴結束得稍早一些，到威爾遜的“蘇伊士運河以東”政策出臺后已基本結束。戰(zhàn)略安全相互依賴結束的時間不明</p><p>　　從渥太華會議到英國正式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間的40年里，可以說是外在的壓力支撐起了帝國/聯邦大廈的“繁榮”（表現在更加具體和更具實質性的合作），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第一階段的母國一女兒國認同的合法性已經受到了挑戰(zhàn)，因為這時母國一女兒國的角色安排

28、已經難以為繼。表現在英國已經無法確保帝國成員的安全，二戰(zhàn)中還反過來向帝國成員舉債和尋求武力支持，戰(zhàn)后則自身需要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既然母國已經無法完成保護者的角色，自治領也就不會再以母視之，結果也就不會再自認為女兒。在經濟上各國之間的互補性也在漸漸消失或在規(guī)模上難以對稱，自治領的進口替代等政策必然會導致經濟層面上的競爭關系。就這樣基于明顯角色分工的英國與自治領之間“父父子子”的和諧不復存在。 </p><p>　

29、　更為嚴峻的是，非殖民運動也從另外一個方向對母國一女兒國認同的城堡發(fā)起了攻勢。英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以地方自治能力缺乏（仍需訓民）為由，拒絕了廣闊的有色殖民地的自治要求，但是二戰(zhàn)后各殖民地要求取得和自治領同等地位或直接獨立的要求驟增。自治領和有色殖民地問題在短暫的分開以后，又開始聯系在一起，只是以前是在殖民的制度之下，而現在是在英聯邦的框架內。各有色殖民地在獲得自治領身份或是獨立后在“我們是誰？”的問題上的確是經歷了艱難的“上下求索

30、”階段。顯然它們同英國不是母女關系，但是它們也已不可能把帝國的存在歷史連根拔起，拋向空中。這當中作為曾經英國王冠上的珠寶――印度，在獨立后的選擇很有啟示意義和代表性。印度選擇成為獨立的共和國，但是卻保留了英聯邦成員身份。英聯邦制度因此也發(fā)生了改變：王冠成為了獨立的英聯邦成員自由聯系的象征，在位君主是該組織的首腦，但不一定是每一個成員國的國家元首。 </p><p>　　如此一來，從認同的角度，我們看到兩幅圖畫。一

31、方面英國與老自治領間的母國一女兒國認同受到了現實利益的沖擊，從而褪色為籠統(tǒng)的同根同源認同；另一方面新加入的成員和老成員之間正在重新探索著彼此共性的最大公約數。第二種認同的演進對整個英聯邦的發(fā)展更為重要，那些從前殖民地獨立而來的新國家在這個階段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認同轉化，要在傳統(tǒng)的白種人的職責（the burden of the white）話語和現實的非殖民話語中重新探索自己和英國以及其他英聯邦的成員國之間的關系。最終絕大多數成員在獨立后

32、都選擇留在了英聯邦。這樣的選擇背后固然有如新西蘭總理彼得?弗雷澤（Peter Fraser）所說的英聯邦成員的身份“不是一種不完美的獨立，相反，它是有所附加的獨立，而不是殘缺的獨立”的功利考慮，但是不得不承認一種新的認同正在從對原來的統(tǒng)治與從屬的關系的否定中形成。如尼赫魯所言，英聯邦成員身份有一種療效性（a touch of healing）。斯里尼瓦桑（Krishnan Srinivasan）同樣也表達了在對舊有的關系糾正的基礎上形成

33、新的認同的觀點：“從40年代晚期以后，英聯邦的焦點是在一個框架內適應新的關系</p><p>　　三、成員關系結構變化和文化認同 </p><p>　　斯里尼瓦桑在上世紀60年代這樣描述英聯邦：“它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事務，它甚至算不上一個制度，后者雖然在演進，但是只以低速變化，在年與年之間，十年與十年之問維持了穩(wěn)定和連貫的要素。英聯邦則飛速變化，它只能被理解為正在變成另外一樣東西的東西。”這樣

34、的表述有些夸張，但卻正好抓住了從上世紀30年代以來英聯邦“過山車”般的經歷。而這樣的易變性從70年代初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后，開始漸漸地退去。 </p><p>　　英國之于英聯邦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安?門羅（Ann D.Monroe）在1962年時這樣描述英國在英聯邦中的軸心地位：“英聯邦不是一個群體，而是以英國為中心的雙邊關系的體系，把英國抽掉，該體系會整體散架。”在他看來在該體系之下只有以英國為中心的英國和

35、各成員國間的雙邊關系，沒有多邊關系，而作為一個制度來說，這是不健康的。因此英國最終認清自己的真正實力，放棄舉英聯邦之力，實現和美蘇并駕齊驅的抱負，回到大不列顛范圍，并成為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員。這對英聯邦作為一個制度的健康發(fā)展是一大幸。從此英聯邦的發(fā)展擺脫了英國中心的陰影，進入了“多極、動態(tài)、強適應性和前瞻性的”階段。這時的英聯邦與其說是帝國的殘留，不如說是“反映了未來的相互依賴性”。成員之間關系從中心與環(huán)圍演化到水平和網狀，為實現聯邦

36、成員的進一步“膨脹”鋪平了道路。 </p><p>　　文化之于認同意味著什么？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是社會行為體（social actor），國家所鑲嵌其中的環(huán)境是物質的，更是文化和制度的。該環(huán)境可以分為國際和國內兩部分。這一節(jié)所強調的文化主要指成員國之間國內文化的相似性，但是成員國文化的這種相似性因為在成員國互動中通過穩(wěn)定的重復成為一致（共享），因此也就上升為了英聯邦作為實體的文化。就這樣在各成員之上就形成了英聯邦

37、認同，并在該認同名義下重新進行“自我”和“他者”劃界。成員間的“自我”和“他者”界限因為有凌駕于其上的聯邦認同而稍顯模糊。 </p><p>　　前面提到，在母國認同階段，母國和女兒國無論在情感上，還是在經濟或安全上都有明顯的分工，這種分工下的相互依賴卻不是對稱的，因此認同所包含的承認也是不對稱的。①在第二階段，安全考慮壓倒了經歷危機的認同，可以說這時的英聯邦距離“英聯邦”（commonwealth of nat

38、ions）的精神②最遠，更像一個功能主導下的同盟。而在第三階段，功能化的角色分配已經隱退，家長制的傳統(tǒng)也已作古，因此共同文化作為傳送帶，在成員問傳達的角色定位是：我們都是平等的家庭/俱樂部成員，我們共享并維持著該實體的獨特性。 　　那么這些共享的文化源起何處，又包括些什么呢？英聯邦的共享文化主要是在英帝國時期形成的。埃默里對英帝國和成員間的文化親緣性有這樣的論述：“從一方面來說，英聯邦就是在無限不同的地方條件下，英國性格和一些英國的社

39、會、政治制度的外現?！币簿褪钦f英帝國在“創(chuàng)建了一個帝國的同時也創(chuàng)建了一個文明”。這種文明所包含的粘合力就是尼赫魯所指的看不見的紐帶（invisible bonds）。而在當下，這些“看不見”的紐帶中最“看得見”的要數以下三個方面了：英聯邦運動、英國式民主和英語。 </p><p>　　英國人把在英倫流行的運動項目帶到了帝國的各個地方，其中不少受到當地的歡迎，成為帝國/英聯邦運動。比如滾木球戲（lawn bowls

40、）和宮廷網球（real tennis）都曾被稱為聯邦運動。板球運動更是被頌為是把英帝國凝聚在一起的看不見的要素之一，至今也仍在流行的地域范圍表現出十足的英聯邦運動的特點，還被印度等成員國奉為國球。英聯邦運動會作為一個聯邦內的盛會更是為英聯邦間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該盛會不僅僅是一次體育競技，還被描繪成為一次家庭聚會。英聯邦運動會始于慶祝1911年喬治五世登基的“帝國節(jié)日（the festival of empire）”，

41、該比賽力求有別于奧林匹克運動會等競技性運動會，旨在“要多分愉快，少分嚴肅，要用對新鮮冒險的刺激來替代國際比賽的壓力”。也就是說這是充滿友誼的運動會，各隊“在運動會村稱兄道弟，大的代表隊經常臨時接收、指導和訓練來自小國的競爭對手”。 </p><p>　　英國式的民主也是英聯邦內部文化相似性的重要成分。英帝國在最終撤離之前通常都會經過幾年的過渡期，扶持當地的政治精英和政黨，以便這些殖民地在獲得獨立后繼續(xù)維持或采用英

42、國式的民主制度。面對印度選擇成為共和國，埃默里就有這樣一方自我安慰“從現實合作的目的來看，與印度是一個共和國，巴基斯坦有可能選擇成為共和國相比，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府仍然是英國式的議會政府，而不是其他，如美國式的政府”。 </p><p>　　在戰(zhàn)后初期，英國移植其制度的努力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不少剛獨立的國家陷入了實際的軍事獨裁和威權政治，而考慮到冷戰(zhàn)的緊張局勢，英聯邦對這些成員也是有些聽之任之。但是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

43、和國際關系的總體緩和，英聯邦成員國對政治制度認同的要求在加強，司法獨立、民選、兩黨（或多黨制）制等西方民主的主要要素越來越被視為成員國的標準。過去幾十年，斐濟、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國就因為在選舉等民主程序上的問題而被中止過成員身份。 </p><p>　　英語在英聯邦成員間認同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诸D（C.E.Carrington）套用一句古語（羅馬的語言流行所到之處，就有羅馬帝國）認為“英語所流行之處，就會

44、有些永不消失的信念和道德”。這番話道出了英語作為載體，在文化傳播和交流中潤物細無聲和無孔不入的特點。作為各英聯邦成員的官方語言，英語自然把它承載的文化注入到這些成員國當中，同時因為有了共同的語言，各成員國能夠進行有效的交流，英聯邦因此成為唯一一個不需要口譯員的國際組織E213。 </p><p>　　對英帝國和英聯邦之間的關系，卡林頓有這樣的表達：“帝國來了，去了。而英聯邦常在?！边@句話當中包含的是常被我們所忽略

45、的國家與社會的區(qū)別。帝國更多的是表現了國家與國家（地區(qū)）之間的關系，而英聯邦則深入到社會內層，涉及不同成員國文化間的親緣性和相似性。國家之間的關系可以發(fā)生陡然的變化，而不同社會之間關系的變化則要安靜和緩慢許多。這也是經歷非殖民運動后英聯邦仍然健在的原因之一：其反映了曾經的英帝國內部的文化瓜葛和因此形成的我群認同。 </p><p><b>　　四、小結 </b></p><

46、;p>　　埃默里這樣描述英聯邦名稱中的關鍵詞commonwealth：“這是一個不可翻譯為其他語言的詞，也是因為當中的‘w’和‘th’很少有外國人能讀清楚的詞?！庇⒙摪罡拍詈诵脑~只能意會的特點增加了我們理解英聯邦的難度。而且，在英文名稱中，英聯邦中的“英”早已經被割除，因此我們現在還繼續(xù)沿用“英聯邦”對普通的讀者（受眾）來說本身就有些誤導性。 </p><p>　　當然和這些細微的措辭相比，筆者認為誤解英聯

47、邦更大的危險源于忽略它的認同層面，簡單地把英聯邦與其他的國家間組織相提并論。埃默里對此有所提醒：“我們容易忘記，盡管其結構的復雜和松散性，英聯邦有一種深層的團結與一致貫穿于其歷史，這樣的團結與一致在受到威脅時，對成員國有種本能的吸引力?！彼估锬嵬呱Ｒ舱J為英聯邦價值的獨特性源自兩個要素：一，這些價值根源于聯邦的傳統(tǒng)和經歷，而不是對其他國際組織模仿；二，與其他基于憲章、條約、決議的國際組織不同，英聯邦的價值基于一系列以一致為基礎的表述。認同

48、包含了太多感性、非正式和個人的要素，這是憲章、條約、決議所無法規(guī)定和替代的。 </p><p>　　鑒于認同對于英聯邦的獨特意義，本文重點分析了英聯邦歷史演進中成員之間認同基礎的變化過程和認同在英聯邦演進中發(fā)揮的作用。認為英國和移民殖民地之間最初自然形成的“母女”認同在英聯邦規(guī)制的形成中發(fā)揮了重要“推手”作用，這樣的親情認同也成為后來發(fā)展新的認同的基石；而隨著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局勢和戰(zhàn)略局勢的惡化，基于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