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縣訟事中的國家與個人——以巴縣檔案為中心_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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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1 國家與個人:州 國家與個人:州縣訟 縣訟事中的衙 事中的衙門與事主 與事主中國自近代以后,便被放入到世界坐標體系中重新加以審視。從此,如何理解“傳統中國”,成為海內外學人共同關注的問題。作為一個龐大的國家,且被西方視為顯著的“他者”,傳統中國具有怎樣的糾紛解決機制?清代社會處于傳統中國的晚期,又是近代轉型的前夜,值得認真觀察。學界對清代糾紛解決機制的探討,主要集中于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較少涉及國家與個人的關系。這里所稱的“國家”,是指

2、以州縣衙門為代表的政權組織;“社會”是指以鄉(xiāng)族、士紳和保甲為主要力量的民間群體;“個人”則是指卷入糾紛的事主。早期觀點認為,傳統中國的糾紛解決主要倚賴于社會而非國家。瞿同祖先生就說:“家族是最初級的司法機構,家族團體以內的糾紛及沖突應先由族長仲裁,不能調解處理,才有國家司法機構處理。 ”即便糾紛告至官府, “訴訟往往由于士紳的介入而從公堂轉移到民間。 ”梁漱溟先生也持類似的看法,他說:“民間糾紛(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間自了?;蛴捎H友說

3、合,或取當眾評理公斷方式,于各地市鎮(zhèn)茶肆中隨時行之,謂之‘吃講茶’。 ”然而,隨著清代司法研究的深入,國家在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日本學者滋賀秀三認為:“如果沒有官府的存在,民間也不會具備抑制弱肉強食、聚眾械斗的能力。 ”黃宗智也指出:“在村莊生活中,告諸法庭或以上法庭相威脅是常見的。卷入糾紛的各方幾乎總是可以選擇官方調解而非社區(qū)或宗族調解。 ”在滋賀秀三和黃宗智看來,國家與社會是清代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主要角色。近來的研究表

4、明,相對于社會力量而言,清代糾紛解決機制中國家與個人的角色更為重要。俞江認為,清代的“訴訟格局已轉變?yōu)橐钥h衙為中心,鄉(xiāng)里調處僅發(fā)揮輔助縣衙審斷的功能”,“糾紛當事人在選擇調處或訴訟,以及是否接受調處結論等,具有較大的自主權。 ”里贊則進一步對糾紛解決中的社會力量持保留態(tài)度。他說:“社會力量在以知縣正式審斷程序之外解決民間糾紛的作用并不明顯。清代的南部縣和巴縣社會糾紛仍十分繁多,而且多屬未經社會調解而由個人直接訴諸州縣。 ”在這里,國家與

5、個人被視為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兩大主角。那么,在清代的糾紛解決機制中,負有糾紛解決之責的國家與作為事主的個人,到底呈現一種怎樣的結構?要探究此問題,就需要回到清代州縣的訟事之中。據《說文解字》,訟, “爭也”,段玉裁注曰:“公言之也”。又據《六書故》,訟:“爭曲直于官有司也。 ”至少到北齊時, “爭曲直于官”的涵義已進入律典。 《唐律疏議》曰:“斗訟律者,首論斗毆之科,次言告訟之事。從秦漢至晉,未有此篇。至后魏太和年,分系訊律為斗律。至北齊

6、,以訟事附之,名為‘斗訟律’。 ”可見, “爭曲直于官”曰“訟”, “告訟之事”為“訟事”。 “爭于官”的語義表明,“訟事”就是個人告爭于國家之事?!霸A事”一詞,由唐代沿用至明清。明人王士晉曾言:“太平百姓,完賦役,無訟事,便是天堂世界。 ”清人張五緯也說:“民間訟事不一,訟情不齊。 ”清代的“訟事”即“詞訟細事”,亦稱“詞訟”或“細事”。 《欽定吏部則例》曰:“凡州縣等官遇有民間一應詞訟細事,如田畝之界址、溝洫及親屬之遠近親疏,許令鄉(xiāng)

7、地呈報,地方官據復核明,親加剖斷。 ”與“詞訟細事”相對的概念,是“命盜重情”。在清代, “詞訟”與“命盜”, “細事”與“重情”,是案件分類最常用的兩種表達。雖然廣義的“詞訟”還包括“重情”,但清人所稱的“詞訟”多為狹義,專指“細事”,即“戶婚、田土、錢債、斗毆、賭博等”類別。清人方大湜曾說:“戶婚、田土、錢債、偷竊等案,自衙門內視之,皆細故也。自百姓視之,則利害切己,故并不細。即是細故,而一州一縣之中,重案少,細故多。必待命盜重案而

8、始經心,一年能有幾起命盜耶?”衙門眼里的“細故(細事)”,由于關系民眾利益,并不能小視。更何況,由于數量上的優(yōu)勢,詞訟細事實際上超越命盜重案,成為州縣司法的主要案件類型。清代州縣的詞訟細事,又稱為“自理詞訟”。 “自理”一詞,蘊含著審理權限。 《大清律例》“告狀訟事在州縣衙門的發(fā)生,源于民眾的呈告。官府在收到呈詞之后,對是否決定介入作出批語,即“準”或“不準”。從訴訟程序來看,民眾的呈告和官府的批準,只是州縣詞訟案件最初的兩個環(huán)節(jié)。但

9、是,從訴訟過程的角度來說,國家是否批準個人的呈告,并非必然。清代官府對訟事的態(tài)度,一如名吏劉衡所言, “狀不輕準”。或曰, “呈狀惟以少準為主”。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州縣理訟能力不濟。瞿同祖先生曾指出,清代的州縣衙門其實是州縣官的“一人政府”。雖說州縣官有幕友輔佐司法,但依然有相當多的職能需要州縣官親自履行。比如, “州縣官主持庭審、決定緝捕、審訊罪嫌、宣布判決、決定和實施刑罰、主持驗尸及其他勘查。 ”汪輝祖在湖南寧遠知縣任上曾說

10、:“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聽訟,以二日較賦,以一日手辦詳稿,較賦之日亦兼聽訟。 ”名幕出身的汪輝祖,尚且要耗費七成以上的精力用于聽訟;其他州縣官力所不逮,以致積訟成習,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體恤民眾興訟耗財。清代訴訟代價之高昂,連反對“息訟”的崔述都承認:“書役之魚肉,守候之淹滯,案牘之株連,有聽一人一朝之訟,而荒千日之業(yè),破十家之產者矣。 ”汪輝祖也認為:“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xiāng)民有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須

11、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借售,不七八年必無以為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貧之故,實在準詞之初。 ”故而,他主張“核批呈詞,其要有三:首貴開導,其次查處,不得不準者,則摘傳人證。 ”三是擔心親鄰爭訟構怨。黃六鴻曾說:“民之有訟,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聽訟亦出于不得已而后準,非皆樂于有事者也。閭閻雀角起于一時之忿爭,因而趨告,若得親友解勸延至告期,其人怒氣已平,杯酒壺茗便可兩為排釋,豈非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 ”劉

12、衡也持類似的看法:“民間細故,或兩造關系親鄰,其呈詞原不宜輕準。誠以事經官斷,則曲直判然,負者不無芥蒂,往往有因此構怨,久而釀禍者。 ”在“狀不輕準”的三個因素之中,理訟能力不足為內因,亦為根本。無論是“狀不輕準”還是“呈狀少準”,都顯示出國家對訟事的抑制立場。于是,如何開啟訟事,成為個人在爭訟中的首要難題。以夸張的言辭聳動官府,是民眾在告狀中的慣用技巧。曾任職地方的魏錫祚有切實體會:“查閱兩期呈詞,多以浮文閑字填砌滿紙,而于起釁緣由、

13、情事始末,俱極朦朧?;蛘Z句不全,或文義不順,字多費解或隱躍不明。 ”常見的作狀手法,無非正反兩面,一曰逞強,一曰示弱。所謂“逞強”,指將被告描繪為兇惡無理,仗勢欺人。比如,某原告為了使官府相信“誣索”事真,在狀詞中頻繁使用“恃婦悍潑”“慣誣度日”“主擺”“不飽”“疊踞”“誣索擾害”“痞索兇毀”等套語。但對于熟知詞狀伎倆的州縣官和幕友而言,此舉很難奏效:“所呈顯系捏飾,著自憑眾理處,毋得滋訟取累。 ”至于“示弱”,則是原告將自身描述得凄慘

14、無助,以求官府憐憫。比如,有事主詞稱“氏棲身無地,日食難度,無銀還母,且母年近七十,病甚垂危,養(yǎng)葬無資,遭此掯騙,氏母女難以活生,喊控叩乞。 ”然而,僅靠道德話語也難以打動官府:“著即投人理討,毋庸涉訟。 ”由此看來,套語堆砌的告詞難以得準,而博得官府的同情也非易事。清代訟學發(fā)達,訟師秘本廣為流傳。詞狀套語僅僅是訟師技巧的皮毛,訟學的真正要訣是一整套緊扣事實與事理的敘事方式。訟師秘本中的《十段錦法門直解》精煉地將此種說理技巧歸納為“主語

15、”“緣由”“期由”“計由”“證由”“截語”等十個邏輯環(huán)節(jié)。雖說此類技巧不乏上下其手的空間,但究其表述邏輯,還是要圍繞事實與事理進行展開。從訴訟檔案來看,僅僅依靠修辭技巧來告狀,效果顯然有限。事實上,即便民眾呈告的糾紛屬實,官府也不會輕易準狀。比如監(jiān)生張聘三以“兇鬧痞踞”告黃朝忠,官批:“黃朝忠何得向該生兇鬧痞踞,其中有無轇轕,著即投人理處息事,毋庸控傷訟累。 ”從批詞來看,官府并不否認“兇鬧痞踞”的事實,只是對“有無轇轕”表示懷疑。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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