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行動邏輯與國際合作——《京都議定書》中的選擇性激勵.pdf

1、本文寫作的學術目的在于通過案例分析和實證研究，探究影響各國參加全球性公共問題領域內國際合作的因素。作者認為，當國際公共問題領域內集體利益本身不足以吸引各國順利達成新的協(xié)議和制度并促成有效國際合作時，100多個成員組成的國際社會在試圖提供公共物品的過程中，總是遵循著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的邏輯”行事，即在全球性公共問題上，一國是否參與新的國際制度，很大程度取決于公共利益之外的選擇性激勵因素和能夠獲得的非集體性收益的多少。如果新的國際制度不

2、能為單個成員提供這種額外收益(或單獨施加懲罰)，那么整個國際社會在這一領域就會面臨集體行動的困境，國際公共物品就很難被提供。這一點是由公共物品“聯(lián)合供給”和“聯(lián)合消費”以及國家行為體理性、自利的特性所決定的。 文章以國際社會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所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國際談判和所達成的《京都議定書》為例，分析了各方在控制本國溫室氣體排放上所承受的巨大成本和《京都議定書》在減緩氣候變暖這一國際公共利益上所能實現(xiàn)的有限成效，以及議定書這一

3、氣候變化領域新的國際制度為西方發(fā)達國家、發(fā)展中國家、前蘇聯(lián)、東歐國家等不同類型的締約方所提供的額外收益(選擇性收益)，論證了選擇性激勵因素和非集體性的收益對各國參與公共問題領域內國際制度的重要影響作用。文章以美國退出議定書、俄羅斯的長期猶豫和最后批準、一些發(fā)展中國家要求主動減排以換取加入排放貿易體系以及歐盟、77國加中國集團、日本等締約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立場為論據，進一步證實了文章開始提出的假設，即當集體利益不足以補償個體參與集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