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家尸佼與戰(zhàn)國法思想研究

1、<p>　　雜家尸佼與戰(zhàn)國法思想研究</p><p>　　摘要：戰(zhàn)國中期的尸佼以“去私”為核心理念，循政治實用原則，折衷各家，“取合諸侯”而開創(chuàng)雜家學派。尸佼之學，提挈道家天地道論以立綱維，歸旨于“事少功多”的理想治世；兼采儒、墨道德仁義之說，致力于道德倫理與功利效益的取舍整合；匯合名、法名實之論，呈現(xiàn)出治人層面之“用賢”與治法層面之“案法”的統(tǒng)合性闡釋。尸佼之實用觀念與折衷主義，乃商鞅變法前后各家學說

2、沿道法轉(zhuǎn)關(guān)、儒法融合的思想史譜系演變之先聲，其治道法術(shù)合攏之旨趣，堪稱先秦諸子思想融匯之范本，亦為漢代百家話語歸一之先兆。 </p><p>　　關(guān)鍵詞：尸佼；雜家；商鞅；去私；道；仁義；正名 </p><p>　　中圖分類號：DF092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5.02 </p><p>　　尸佼（約前39

3、0-330年），國籍不詳。 尸佼生卒年錢穆有所考證。尸佼國籍爭議頗多，《史記》記載為楚國人，劉向《別錄》認為是晉人，《漢書?藝文志》認為是魯國人，錢穆則推測尸佼是魏國人。（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316，695.）關(guān)于《尸子》，秦漢之際“世多有其書”，《漢書?藝文志》雜家類著錄為二十卷，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魏晉時己非全本。清人汪繼培《尸子》輯本，綜合古人各輯本之優(yōu)長，詳細注明佚文之出處，今人研究多本之

4、。 文獻學研究認為《尸子》汪輯本最優(yōu)。（參見：王彥霞.《尸子》汪輯本初探[J].圖書館雜志，2005（1）.） </p><p>　　《后漢書》、《宋史》將尸佼歸入儒家 在《后漢書?宦者列傳》中，李賢注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wèi)鞅客也……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宋史?藝文志》子部儒家類：《尸子》一卷。，但劉向言尸子“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shù)”，雖非確當之論，亦可

5、見其疏隔于儒門道統(tǒng)。按說尸佼與商鞅謀劃計事，立法理民，似可并歸法家行列。不過，史書大多收錄《尸子》于子部雜家類，如《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等。近人金德建曾將尸佼譽為“雜家”創(chuàng)始人，曰：“尸佼年代較早，開創(chuàng)雜家學派?！稄V澤篇》的說明宗旨，樹義如此明確；足為后來的雜家視為準則?！苯鸬陆ㄟ€論證尸佼學說與《荀子?解蔽》、《呂氏春秋?不二》的共通性，以強化尸佼為雜家宗師之觀點。（參見：金德建.先秦諸子雜考[M].鄭

6、州：中州書畫社，1982：164.）蓋為確論。 </p><p>　　先秦雜家法思想的研究歷來不足，武樹臣先生的研究有開山之功，惜乎內(nèi)容只及《呂覽》。 武樹臣的《中國法律思想史》撰?！半s家（呂）的法律思想”。（參見：武樹臣.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3.）觀《尸子》之殘篇，固難媲美《呂覽》，但時代較早，成于一人，更可顯現(xiàn)早在戰(zhàn)國中期即有一種融合會通諸子學說的理論嘗試?；蛞蜓艜?zhèn)沃L

7、氣，或囿于儒法冰炭不容之成見，或罔于尸佼國籍界說之紛亂，或畏于其學之雜錯漫羨，曾有論者推斷《尸子》為偽書，或認為存在兩位“尸子”。 “古史辨派”多以尸子為《偽書》，徐文武則認為存在兩位“尸子”。（參見：張西堂.《尸子》考證[G]//羅根澤.古史辨（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46-653；孫次舟.論尸子的真?zhèn)蝃G]//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1-104；徐文武.《尸子》辨[J].孔子

8、研究，2005（4）.）其實，尸佼學派屬性之聚訟，抑或《尸子》真?zhèn)蔚臓庌q，反而映襯出尸佼學說之博通。閱者的姿態(tài)左右了對其學說的釋讀，“儒家看到的是仁義，道家看到的是道德，法家看到的是法術(shù)?！盵1] </p><p>　　尸佼以為，儒、道、名、墨各創(chuàng)學說，為鴟張門戶而交相攻訐，皆“?m于私”。有見其時出奴入主之風氣，尸佼主張“去私”，摒棄一端之見，歸于“一實”。故而，其學大有沖決學派藩籬，總攝各家大旨之氣象，既吸納

9、各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又不拘囿于一家一子之學術(shù)立場。由此，發(fā)軔于商鞅變法前后的雜學，在先秦思想領(lǐng)域嶄露頭角，昭示著諸子之學朝向道法轉(zhuǎn)關(guān)、儒法融合之趨勢。核心理念之包容，學說范疇之圓實，知識方法之融通，治術(shù)手段之兼及，此四端蓋為雜家學說之特征，亦可為今人詮釋之框架，析論如下。 </p><p>　　現(xiàn)代法學馬騰：雜家尸佼與戰(zhàn)國法思想研究一、去私：《尸子》的核心理念《尸子?廣澤》云： </p><p

10、>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shù)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于私則所知少，載于公則所知多矣。……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后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p><p>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shù)世矣而已，皆?m于

11、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y、?L，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 </p><p>　　在該篇中，尸佼集中闡明雜學宗旨，宣揚“去私”理念。所謂“去私”，既是一個道德論說、是非判斷的客觀性基礎(chǔ)，消除成見、綜合學說的共通前提，也意在實質(zhì)性地從“公私之辯”的角度凝合儒、道、墨之核心精神。 </p><p>

12、;　　一方面，尸佼“去私”的第一要義在于對智識障礙與認識前見的審視。當代正義論大師羅爾斯提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理論模型，精妙地構(gòu)設(shè)一個人們在“原始平等地位”前提下訂立“社會契約”的程序，經(jīng)由對正義觀之前見的深刻反思，啟示人們沖決現(xiàn)實拘囿之思維定勢。（參見：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9-10.）中國先哲確已有見于自身情境與個人私欲對正義標準的扭曲與消解。尸佼

13、譬喻道：“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私心拘囿了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視閾，公心則鋪設(shè)起人們認知事物的最優(yōu)平臺。因此，“無私，百智之宗也?！保ā妒?治天下》）廣博智識的獲致與高尚道德的體悟，都根植于去個體化，超越自我前見的平恕之心。表達任何訴求、辨明一切是非，都必須以公心為支撐才能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斷，“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后可知也”。進而，“去私”的理念，清晰表達了將林立的學術(shù)派別與“相非”的學術(shù)觀

14、點加以提煉統(tǒng)合的抱負。尸佼舉例闡釋了語義表述的多樣化與概念實質(zhì)內(nèi)涵的相通性，同理，“若使兼、公、虛、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p><p>　　尸子既沿襲道家“天道無親”的思想，又吸納墨家“天志兼愛”一義，故曰“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從推天地以明人事，推己而及人的原理出發(fā)，自然得出人君“去私”之結(jié)論。尸佼亦祖述圣王，認為“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都是以“大私”

15、為“無私”的典范。《尸子?綽子》說：“圣人于大私之中也為無私”，“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無不滲透著道家“辯證趨反”思維之妙用。所謂“大私”，是“私萬方”、“私萬國”，將所私之畛域擴充到天下萬國，以天下為“私”，亦返為“公”也，故“大私”即“公”。于是，這種邏輯自然演繹出天子之“私利”即天下之“公利”的結(jié)論。這又隱約可見儒者進諫君王的情境，天子欲維護自己的“私利”，必以實現(xiàn)天下之“公利”為路徑。有感于私見私利對公共生活的妨礙，

16、尸佼以現(xiàn)實主義的眼光關(guān)注社會政治中的公私問題，實為對“家天下”之國家秩序與政治形態(tài)的寫照與詮釋，亦為君王制樹立一個崇高的政治原則。概言之，尸佼的“去私”論，是彰明一種矯正偏見、倡導(dǎo)包容的學說姿態(tài)與倫理情懷，凝合儒、墨諸家之核心精神，并以辯證思維檢視歷史與現(xiàn)實的公與私的矛盾統(tǒng)一。“去私”論雖有</p><p>　　二、道?仁?義：《尸子》的基本范疇近人張琦翔曰：“雜家者，雜取眾說而能自立宗旨，雜而能成家也，此所謂雜

17、即調(diào)和意義。調(diào)和并非湊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眾長，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為一，此之謂調(diào)和，雜家之意以大矣?！盵2]《尸子》融會貫通諸家學說之抱負，自當訴諸一個綱舉目張的統(tǒng)合架構(gòu)，為百家學說的融通提煉出理論基點。尸佼建構(gòu)了天地、四時、德性與政治合一的宏大框架，將天道、治道、人道聯(lián)系起來編織其思想體系的大網(wǎng)，“是先秦雜家在內(nèi)容與形式上構(gòu)筑大體系的最早嘗試?！盵3] </p><p>　　（一）“天地之道”：“事少功

18、立”的治世境界 </p><p>　　與道家如出一轍，尸佼闡發(fā)了“道生萬物”的創(chuàng)生論，描述了“天地之道”對萬物的玄妙支配，詮釋了“道法自然”與“天道無私”的自然平等觀念。而且，尸佼也推崇道家“無為之治”，憧憬“事少功多”之治世境界。尸佼本“從道必吉”（《尸子?佚文》）之見，以無事為宗旨，奉行不爭原則，不以強行力爭天下，拒斥陰謀智巧權(quán)術(shù)，均不失為對道家道論的繼承。茲列下表對照《老子》與《尸子》中的道論言說：《尸子》

19、與《老子》道論對觀表《老子》《尸子》創(chuàng)生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地生萬物。（《尸子?分》）實存論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侵^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老子》第十四章）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尸子?貴言》）無私論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第五章）天無私于物，地無私于物，襲

20、此行者，謂之天子。（《尸子?治天下》）無事論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尸子?分》）反智論絕圣</p><p>　　《尸子?處道》云：“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钡?、義、禮之訓(xùn)詁，均不離“天地”二字，尸佼旨在構(gòu)建一個綜合性詮釋：“德”即是“得”，是天道在

21、人間的折射，是自然之“道”的社會鏡像，故曰“天地萬物得也”；“義”釋為“宜”，同《禮記》之說，實為將“義”詮釋為中庸適度性；“禮”稱為“體”，闡明了“禮”作為規(guī)則整體的形式化義涵。三者之間，義（宜）是德的精神內(nèi)容，禮是德的體系框架，三者涵義的整合便進于尸佼所謂“大仁”。從《尸子》對道論的沿襲，確可窺見“在道家強大形上系絡(luò)的統(tǒng)攝之下，戰(zhàn)國中晚期的思想特色已然有了一個共識――朝向統(tǒng)治術(shù)的整合?！盵4]而在這一整合中，尸佼雖借用道家“無為”的

22、話語，但只保留其博大精深的天道本體論，在“治道”層面更多注入的是儒家之“仁德”、墨家之“義利”。呂思勉說：“雜家兼容而并苞之?？芍^能攬治法之全。所以異于道家者，驅(qū)策眾家，亦自成為一種學術(shù)，道家專明此義，雜家則合眾說以為說耳……后世所謂學者之先驅(qū)也?！保▍⒁姡簠嗡济?先秦學術(shù)概論[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5：158.）胡適說：“雜家是道家的</p><p>　　尸佼認為，不只萬物為天地所化生，倫理道德也是天

23、地之道的人間投射，進而嘗試將儒道之義理融于“道-德”系絡(luò)中。尸佼言“事少功多”，雖有不恃強力、不行間諜等觀點，但仍與道家無為之真貌大殊。在德治的范疇中，尸佼轉(zhuǎn)向了儒家的修齊治平，即從圣王自我修德到天下大治的德治理路?！妒?神明》云： </p><p>　　圣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燭遠，圣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茍直，百目皆開。德行茍直，群物皆正。政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

24、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 </p><p>　　考察《尸子》可以發(fā)現(xiàn)，彰顯于前儒家時代，光大于孔孟學說的傳統(tǒng)德目，亦在尸佼之學中層見疊出。陳來的研究揭橥前諸子時代“德行”觀念與話語的意義。（參見：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9：311-368.）《尸子?君治》言“仁則人親之，義者人尊之”，將仁義奉為君王安身立命、安邦定國的重要原則。《尸子?四儀》曰：“行有四儀

25、，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四儀”之“仁”、“義”、“忠”、“信”無非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范疇，尤其《恕》篇推崇“仁恕”，重視內(nèi)心修養(yǎng)，均符合儒家之精神。此外，《尸子?佚文》引孔子“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之語，流露出對儒家“法先王”，重詩書的尊重傳統(tǒng)姿態(tài)的認同。尸佼還講“守道固窮，則輕王公”，亦不失保有子思恪守道義、傲視權(quán)貴的儒者風骨。 </p><p>　

26、　既深通儒學精義，諳曉儒家后學，尸佼自然對儒家君民關(guān)系論亦推崇備至。他闡明“夫知眾類，知我則知人矣”的道理（《尸子?佚文》），著實體現(xiàn)了無異于孔孟推己及人之仁學、仁政思路。而且，《尸子》熟諳儒家式的貴民修辭，如《尸子?處道》引孔子言：“君者盂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薄妒?君治》援引子夏將君民關(guān)系比作魚水關(guān)系的言說，《尸子?佚文》將民眾看作天子、諸侯興衰滅亡的根本所在。也須承認，尸佼亦流露出將民眾視為客體、工具的傾向，竟

27、謂“民者，譬之馬也”。（《尸子?佚文》）這已顯露出富國強兵變法中驅(qū)策民眾的功利色彩。故論者指出，尸佼學于儒家，《尸子》是“子思子之學傳入秦晉的重要線索”、“儒學通向法家的棧橋”。（參見：魏啟鵬.子思之學[G]//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636-641.） </p><p>　　在諸德目之中，尸佼意識到“義”的多向度特征可以統(tǒng)合諸德。他用一番形象比喻加以

28、闡明：“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佚文中還堅持富、貴、生皆不能易“義”，堪稱儒家式舍生取義的崇高命題?？梢?，尸佼的“義”論，仍保有思孟學派的心性學色彩，強調(diào)個人的道德之自律與內(nèi)省[5]。 </p><p>　　《尸子?貴言》曰： </p><p>　　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恐?，心以為不義，弗敢視

29、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 </p><p>　　尸佼認識到“一天下”之關(guān)鍵在于令行禁止的法令實效性。然在對社會秩序的審思中，尸佼將“令行禁止”的法律理想治理模式內(nèi)轉(zhuǎn)到個人內(nèi)心層面，經(jīng)由個體自身對“義”的認識與反躬自省，方能獲致一種真正的法令實效，最終是為了闡明“心者，身之君也”的結(jié)論。所以，在尸佼的法思想中滲透著儒家式的“德治-人治”思路，也

30、與墨家所言“義者，正 《天志上》篇作“政”。孫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x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保▍⒁姡簩O詒讓.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01：193.）也”（《墨子?天志下》）相類。 </p><p>　?。ㄈ傲x必利”：墨家“兼愛交利”的實用觀念 </p><p>　　誠然，尸佼言不離圣王、仁義，卻掩蓋不住學說的實用特征與功利色彩，反映了

31、戰(zhàn)國初期政治道德論的顯著發(fā)展。尸佼的“義”，雖在“心者，身之君也”的映照下呈現(xiàn)出“內(nèi)圣”的心性學取向，但也在“治己則人治”的合釋中具有“外王”的政治化向度。 尸佼之“義”具有歸宿實利的傾向，往往能融入到實踐活動中，外化為社會準則，凸顯出社會效應(yīng)。（參見：朱海雷.尸子及其雜家思想[G]//汪繼培輯，朱海雷撰.尸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其實，《尸子》中的德性言說，已更多顯現(xiàn)出群體秩序的面向。所謂“人待義而后成”，凸顯的

32、是人的社會性而非自然性，“義”透露出群體性意味，獲得豐足的秩序性義涵。在外轉(zhuǎn)為社會實踐，歸宿于社會效應(yīng)的言說中，這一道德尺度又經(jīng)由個體的自省，參驗于主體間而凝合成共識的通用準則，并構(gòu)筑法律秩序的倫理基石。《尸子?恕》云：“慮中義則智為上，言中義則言為師，事中義則行為法?！薄笆轮辛x”為“法”，意即“義”在實踐運用中發(fā)揮其社會效應(yīng)，外化為法律規(guī)范。逆言之，能夠稱其為“法”的，必須中“義”，這就為“法”的檢驗樹立了一個道德尺度。“事中義”的思

33、路，也就與墨家的“法儀”之說異曲同工。 </p><p>　　更重要的是，尸子的道德論，尤其是“義”論，與“利”已不再呈現(xiàn)為緊張對立的關(guān)系；相反，尸佼以“義”為核心的“德”染上了濃重的功利色彩，故云“兼愛百姓，務(wù)利天下”，且拾墨翟之說以節(jié)葬、非樂為中“義”之道。（《尸子?佚文》）有論者指出：“在道德與利益的關(guān)系上，（雜家）既堅持以義為最高準則，又能注重現(xiàn)實，以利為歸宿?！盵6]《墨子》有《貴義》篇申“萬事莫貴于義

34、”之旨，而《經(jīng)上》又曰：“義者，利也?！鄙叹嘌裕骸拔崴^利者，義之本也?！保ā渡叹龝?開塞》）同樣，《尸子?發(fā)蒙》云：“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薄傲x”的道德準則與其實際效果常合而言之，“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分天下以生為神”。（《尸子?貴言》）其實，不管是商鞅的“利者義之本”，還是尸佼的“愛民且利之”，無不表明以利釋義的思路，無不閃現(xiàn)墨家“兼愛交利”之精義。故有論者認為，“尸子把墨子的兼愛塞進孔子‘仁’

35、的概念中了?！盵7] 　　蒙文通認為《尸子》“其書十九者通乎儒墨之義，是周秦之間，合儒、墨于一轍者，固未有先于尸子者也?！盵8]因而，尸佼在義利觀層面確展露一種游移于儒墨之間的思想形態(tài)：既倡導(dǎo)儒家仁學，卻</p><p>　　三、制分正名：《尸子》的承轉(zhuǎn)媒介先秦名論異彩紛呈 先秦名學有多種范式。（參見：翟錦程.先秦名學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7-14.），與政法關(guān)聯(lián)者約有三脈：其一，孔子的正

36、名主義，逐漸衍化出刑（形）名學或稱名實之論，成為后來一以貫之的“法理學基礎(chǔ)?！盵9]237、252-253其二，作為法家先驅(qū)，鄧析精通刑名之學而作竹刑，從形式到實質(zhì)均與后來法家的思想緊密相關(guān)。梁啟超說：“名與法蓋不可離，故李悝法經(jīng)，蕭何漢律，皆著名篇。而后世言法者亦號‘刑名’?！盵10]刑名之書正是憲令不一、刑律繁雜的時代所催生[11]，如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繆”（《韓非子?定法》），則有申子刑名之書“三符”。其三，黃老之學皆重

37、名論，史家常目之為法家刑名學之源泉。 《經(jīng)法?道法》云：“刑（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比藗冋J識事物，也經(jīng)歷從“審其形名”、“循名窮理”到“名實相應(yīng)”的認知過程。（參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239.）《管子?白心》 郭沫若認為《白心》出于尹文，仍屬稷下黃老的思想。（參見：郭沫若.青銅時代?宋?尹文遺著</p><p>　　名實之論，往往是論政之

38、架構(gòu)，諸學之媒介，故自然成為雜家之焦點。在先秦名論的發(fā)展衍變中，經(jīng)歷了一種雜糅儒、法的過渡形態(tài)，呈現(xiàn)于尸佼的思想中。錢穆說：“正名以治，為法家?guī)?，如吳起之流矣……則尸子之學，固當與李悝吳起商鞅為一脈耳?！保▍⒁姡哄X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316.）尸佼之名論少有邏輯名辯的色彩，承襲儒家政治化的正名主義，以經(jīng)驗主義與實用觀點審視名實關(guān)系，反映了政治化、實用化趨向的名論由儒入法的趨勢。李澤厚說：“儒道法均講‘無為

39、而治’，均講名，此名非語言、邏輯，乃實用政治。”（參見：李澤厚.論語今讀[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178-179.） </p><p>　?。ㄒ唬安梦镆灾品帧保菏摰幕緝?nèi)涵 </p><p><b>　　《尸子?分》曰： </b></p><p>　　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

40、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 </p><p>　　所謂“裁物以制分”，制分之“分”，有“名分”、“份額”之義，是所分配之名分，也蘊涵分量適宜之慮?？鬃右郧?，即有關(guān)于德目之適度性的闡述，而儒家以中庸哲學將這一思想系統(tǒng)化[12]。愛、施、慮、動、言

41、，本身只是一個關(guān)于舉動或行為的中性描述，而是否“得分”則包含著價值判斷，由此決定了能否升格為褒義色彩的德目范疇――仁、義、智、適、信。值得注意的是，尸佼將適度性考量的中庸觀，順洽地接上正名主義并歸旨于“事少功立”的政治理想，是對儒學義理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也揭示了中庸之道的制度原則面向，即朝向關(guān)于法制創(chuàng)立之正名范疇的過渡或聯(lián)結(jié)?！妒?分》云：“君人者，茍能正名，愚智盡情。執(zhí)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p&g

42、t;<p>　　在注重制度的尸佼看來，既然存在符合中庸主義的適度性標準，那么，在治國治民的問題上，就應(yīng)當以制度設(shè)計與秩序建構(gòu)將這一狀態(tài)穩(wěn)固下來，所謂“得其分曰治”，制分、立官之說意即在此。在這種以“制分”為核心詞匯的正名論當中，尸佼之學反而消隱孔子對“禮崩樂壞”的批判視界，而富有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期待現(xiàn)實社會中推進政治階層分化與新“分成”秩序的，以立法者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制分”，將劇烈變法形成的新等差秩序合理化并以法律秩

43、序的形式確定下來，所謂“天下之可治，分成也”。 </p><p>　　在用賢與治吏的意義上，“制分”邏輯上意味著權(quán)力與責任的合一?！妒?分》言：“諸治官臨眾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彼^“君明則臣少罪”，“制分”要求合理而清晰地劃定臣屬之職責，自然能夠促使臣下對自身職責有明晰的認識，對違反職責之制裁有足夠的警戒。對法律制度客觀性的秉持與強調(diào)，顯示出道德判斷觀點向法律

44、制度思索的轉(zhuǎn)變，這是先秦名學譜系從宏大的權(quán)力之“名”縮聚于專門的法令之“名”的轉(zhuǎn)折點。 </p><p>　?。ǘ懊麑嵑蠟橐弧保菏摰霓D(zhuǎn)捩關(guān)鍵 </p><p>　　在《尸子?分》“裁物以制分”的敘述中，“正名”凸顯出鮮明的政治價值，可達致“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世?！妒?發(fā)蒙》曰： </p><p>　　若夫名分，圣之所審也……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

45、分，群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 </p><p>　　尸佼講“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尸子?發(fā)蒙》），佚文中亦論及君臣上下森嚴之禮制，承儒家正名主義余緒，申調(diào)整君臣上下權(quán)利義務(wù)之義，并無二致。不過，尸佼以“用賢”、“明分”、“賞罰”諸論，將正名主義廣泛付諸具體的政治統(tǒng)治實踐中，其言“審名分，則群臣之不審者有罪”（《尸子?發(fā)蒙》），契合法家

46、“循名責實”之考績術(shù)?！皩徝帧睆恼嬷v是突出“名”以界定官吏的權(quán)利義務(wù)之內(nèi)容，反映了建立一種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新秩序之愿望；從反面講則是突出“分”而為官吏的職責劃定邊界，包含一種治道層面分權(quán)委任的“明分”思想。 　　一方面，尸佼憧憬一個圣王來做實質(zhì)性的審慎建構(gòu)與設(shè)計，為君權(quán)秩序提供一套富有哲理根基的制度保障，在“名”為“人君之所獨斷”、“圣之所審”之表述中，法家“術(shù)”論的韻味已經(jīng)開始彌散。“審名分”是為了讓臣民產(chǎn)生“戒慎戒俱”的心理，

47、使臣下“莫敢不盡力竭智矣”，“情盡而不偽，質(zhì)素而無巧”，君主能更好駕馭利用臣屬以掌控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 </p><p>　　另一方面，諸子“貴名之正”，大多無意于申說法律之“名”對社會之“實”的反映，而在于強調(diào)法律之“名”對社會之“實”的統(tǒng)制地位與決定性質(zhì)?！妒?發(fā)蒙》云：“名實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彼^“判為兩”，名實本是可分離的理念與現(xiàn)實，尸佼則強調(diào)“合為一”，真正發(fā)揮其辨別是非、施以賞罰的

48、實效。結(jié)合尸佼“去私論”中“一實”之說，“名實合為一”反映了墨辯“取實予名”、“志功合一”對名論的改良 《墨子?貴義》曰：“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蹦q名論之研究，參見：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26-232.，顯示了從儒家偏重“虛名”到名實相當?shù)倪f嬗軌跡?！妒?分》中“正名去偽”畢竟并舉了“以實核名”與“正名覆實”兩個層面，與申、韓“刑名參驗”之名論近在咫尺。 胡適認為，名與法

49、其實只是同樣的物事，兩者都是全稱，都有駕馭個體事物的效能。孔子的正名主義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就忘了名是為“實”而設(shè)的，故成了一種偏重“虛名”的主張……后來的名學受了墨家的影響，趨重“以名舉實”……如尸子的“以實覆名……正名覆實”，如《韓非子》的“形名參同</p><p>　　四、“用賢”與“案法”：《尸子》的綜合治術(shù) </p><p>　　《尸子》有治天下“四術(shù)”，即忠愛、無私、

50、用賢、度量。尸佼認為，“因智”而“因賢”可以“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尸子?治天下》），貌似與“去智與巧”的反智論相齟齬，卻意在以有為而致無事，“用賢使能，不勞而治” 尸佼曾引孔子與子貢對話，闡明先王“尚賢”之功：“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币姟妒?佚文》。；另一方面，“案其法則民敬事”，以“貴因任法”闡弘南面之術(shù)。然“用賢”與“案法

51、”，儒、法常各執(zhí)一端使其互相排抑，而在尸佼之學中，兩者卻共融以名學，歸旨于道論，而輻輳并進。 </p><p>　　（一）“以賢舉賢”與“以才為儀”：選賢的主客觀標準 </p><p>　　在選賢的主觀標準方面，尸佼強調(diào)人才的發(fā)掘選拔必賴專才，“比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尸子?治天下》）身為賢才，方能慧眼識人，舉薦賢才，此為“以賢舉賢”的“眾賢之術(shù)”。他進而主張“便進

52、賢者有賞，進不屑者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保ā妒?發(fā)蒙》）由此，尸佼為“以賢舉賢”之術(shù)設(shè)計了一個法律保障措施，即將舉賢作為考察官吏的政績，以所舉之人的能力來論功行賞或論罪處罰，終能以制度保障舉賢而靡有孑遺，堪稱后代選官舉措之思想源泉。在尸佼看來，這種頗具連帶責任色彩的機制，不僅是一種“選賢之策”，還是一種“考績之術(shù)”，舉賢與賞刑皆歸旨于“事少功多”的效益原則。當然，這種吏治思想與配套制度不免理想化，高估治人的能

53、動性而苛求之，連帶機制亦缺乏正當性基礎(chǔ)。后來秦法正是采用了這一吏治原理，《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秦之法，其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p><p>　　在選賢的客觀標準方面，尸子游移于諸家理念之間。一方面，尸子反對注重出身、宗法世襲的“爵列”，而以實際“德行”為主要標準。首先，名為“勸學”，實則承儒家余緒，力倡德行之修；所謂“賢者之治，去害義也”（《尸子?恕》），仍向往德教意味的賢人政治。其次，與

54、亞圣一樣，尸佼津津樂道于先賢事跡，堅信人才德行?？蓻_破爵列出身之宿命。再次，尸佼認為，同具普遍化效用的爵列與德行，仍存在效力范圍之差異?！妒?勸學》曰：“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弊詈?，“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對于人的社會地位與美德懿行，尸佼以形式與實質(zhì)的關(guān)系論之，誠為金玉良言而垂范后世。 </p><p>　　另一方面，他將選擇事物的形式標準稱為“儀”，并“以才為儀”。尸佼說：“人知用賢之利也，

55、不能得賢其故何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管仲、伊尹不為臣矣?！保ā妒?佚文》）以馬、玉等物譬喻，尸佼凸顯的是“用賢之利”。 </p><p>　　孔子提倡“舉賢才”，設(shè)想于世卿世祿之外另辟蹊徑；孟子宣稱“惟仁者宜在高位”，卻?t于“仕者世祿”之舊識。而墨子憧憬“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上》），旨在徹底打破氏族血緣界

56、限，顛覆世卿世祿的世襲舊制，與儒家“親親尊尊”原則下的“舉賢才”貌合神離。這昭示了戰(zhàn)國時期的賢能觀從理論到實踐已發(fā)生了一些微妙轉(zhuǎn)變：為真正實現(xiàn)“賢能面前人人平等”楊俊光認為，墨子提出了“在賢能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參見：楊俊光.墨子新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83.），“尚賢”從一種與“親親尊尊”相配套的改良方案，轉(zhuǎn)變成一種旨在顛覆世卿世祿制的批判觀點，與之相應(yīng)，“賢”也從相對疏闊空洞的倫理德性標準，漸次具備一些契合政

57、法實踐之要素。 </p><p>　　尸佼的“尚賢”游移于“德”“才”之間，既有意延續(xù)孔孟道德觀念，又援用墨者與前期法家的新尚賢論，體現(xiàn)了對儒、墨、法的兼收并蓄。如果說“德行，公貴也”意在宣揚“去私”觀念，那么“以才為儀”則更直截地表明其賢能觀點。在尸佼看來，德行與才能，在政治實用情境本應(yīng)綜合考量。有論者說：“對于這個議題，《尸子》采取的觀念可能與墨子較為接近，試觀《尸子》的賢能政治主張也是才能的意義大于道德的意

58、義?！盵4]40，44所謂“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尸子?佚文》），“以才為儀”的政治實用轉(zhuǎn)向仍不言而喻。戰(zhàn)國時期的思想界，在表面一致的“尚賢”話語中，“賢能”的標準，悄然透射出從“貴”到“德”與“才”的轉(zhuǎn)變軌跡。而在尸佼學說中，道德理想與事功實踐的張力，傳統(tǒng)美德與現(xiàn)實才干的權(quán)衡確昭然可見，也反映當時政治社會階層的流動、變遷乃至重置現(xiàn)象背后的法制轉(zhuǎn)型――以才能、功勛為實質(zhì)內(nèi)容的新爵祿制。 　?。ǘ氨榷扔^賢”與“有所委制”：

59、用賢的制度性原則 </p><p>　　在孔子時代，雖有正名觀念以界定君臣權(quán)利義務(wù)，但對于臣下之品行與才能卻未見一套可供實踐的考核理論。“循名責實”的考績之術(shù)，借用刑名論之框架得以推衍闡發(fā)，以申子之學為前驅(qū)，為戰(zhàn)國法家之通論。大概同時，《尸子?分》言：“諸治官臨眾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迸c法家一樣，尸佼從尚賢進于吏治，并秉持法律制度客觀性而闡發(fā)吏治之術(shù)。他指出吏治對

60、治國的重要性，“必有所委制，然后治矣”（《尸子?佚文》），“委制”也以“制分”前提，是“制分”在用賢層面的觀照。 </p><p>　　賢能政治觀點在《尸子》殘篇中舉足輕重。尸佼言：“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尸子?發(fā)蒙》）確也，“進賢”依賴“以才為儀”，“知賢”訴諸“比度觀賢”，“用之”則當“有所委制”，而“儀”、“度”、“制”三者都直接指向“尚賢”所不可或缺的舉賢與考績

61、制度。概言之，尸佼在舉賢方面順應(yīng)潮流，承祧儒宗，吸納墨學，展現(xiàn)了從“爵”到“德”到“才”的轉(zhuǎn)向，在用賢方面契合現(xiàn)實，運用名學，開啟了法家考績之術(shù)。有論者評曰：“尸佼的忠愛、用賢、無私和量度治世四術(shù)中，以用賢即人才為根本，并置于‘從道’之中，看成是不可動搖的規(guī)律性這是卓知灼見。當時的思想家都看重人才這個問題。尸佼由于其親身的豐富經(jīng)歷，則看得更為深遠。”[13] </p><p>　?。ㄈ鞍钙浞ā迸c“刑以輔教”：

62、治法的特性與功能 </p><p>　　據(jù)《漢書?藝文志》，尸佼為商君之師；據(jù)《史記?孟荀列傳》劉向《別錄》載，尸佼為商君之客。不管是“師”是“客”或兼而有之，商鞅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guī)”。對那場叱咤風云的商鞅變法，尸佼自然廁身其間，全程參與。攜《法經(jīng)》入秦，主持秦國變法的商鞅，不管從理論上重法學說的闡釋，還是從實踐上變法改革的施行視之，皆堪稱先秦法家巨擘。然而，商鞅見秦孝公，竟能先后說之以帝道、王道、霸道，對諸

63、家學說亦可謂運掉自如，甚至有人認為商鞅之重法農(nóng)戰(zhàn)只是“一時之利”，之后必然走向禮治[14]。商鞅深通儒家之學，也諳曉博通諸家學說的經(jīng)世價值，或許正是他與尸佼一道“謀事劃計、立法理民”的因緣吧！水渭松就斷言：“尸子在學術(shù)思想上曾給商鞅以一定的影響……他們是一脈相承的?！盵15]這也反映出融匯各種統(tǒng)治術(shù)的尸佼雜學，有將多種治國理念加以法制化的傾向。 </p><p>　　就廣義之治法而言，韓非“抱法處勢”的法勢結(jié)合論

64、已在尸佼學說中初見端倪。正如法家之慎到、申子、韓非、儒家之荀況都以蓍龜、書契、度量、繩墨、規(guī)矩、尺度、鏡、權(quán)衡、椎鍛、榜檠等器物類比法，以器物之標準精確的基本屬性比照法之公正特性，尸佼闡釋了法的普遍性、客觀性：“古者??為規(guī)矩準繩，使天下?逖傘！保ā妒?子?佚文》）而《尸子?貴言》言：“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前文已述，尸佼緊扣令行禁止的法律秩序?qū)嵭詥栴}，將其終極

65、價值指向君王“一天下”的功效。尸佼曰：“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保ā妒?明堂》 《大戴禮記?盛德》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眲熍嗾f：“然吾觀上古之時，政治、學術(shù)、宗教，合于一途，其法咸備于明堂。……而有周一代之學說，即由此而生?！庇纱丝梢姡妒印芬浴懊魈谩睘槠?，寓意學旨歸一，統(tǒng)合禮度德法。（參見：劉

66、師培.左?Q外集?古學出于官守論[C]//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p><p>　　就狹義而言，尸佼的“治法”專指刑罰，有統(tǒng)合儒家德教與法家刑治之旨趣。如后來韓非把賞刑奉為“二柄”，尸子將“賞罰”視為治道應(yīng)有之義：“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尸子?發(fā)蒙》）與法家一樣，尸佼聚焦于刑罰的威懾力與制裁特征，“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尸子?佚文》），刑罰是一種制裁工具，其

67、存在意義乃是在通向治世的漫漫路途上充當一種如同鞭策般的驅(qū)動工具或保障手段。然而，尸佼也以儒家的口吻說：“為刑者，刑以輔教，服不聽也?！保ā妒?佚文》）刑罰仍被置于德教之下，作為一種違反道德教化的法律制裁?！啊妒印芬环矫鎸⒖鬃拥摹蕦W’視為統(tǒng)治上的重要憑著，一方面卻也不忘強調(diào)刑的重要性，這里宣示出《尸子》的統(tǒng)治術(shù)是德與刑合一的?！盵4]45-46 </p><p>　　《尸子?佚文》載： </p>

68、<p>　　秦穆公明于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于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jù)爾官，無使民困于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p><p>　　借秦穆公“明于聽獄”之典故，尸佼闡釋其刑法觀：其一，由于可歸咎于統(tǒng)治者的原因，儒家式的德教有可能“不至”，這是刑罰的合理性基礎(chǔ)；其二，基于對刑罰的謙抑認識，統(tǒng)治者應(yīng)意識到“使民困于刑”是戾政信號。所以，其刑罰觀雖

69、有法家式“刑期無刑”之邏輯，但“刑以輔教”的認識又使其并未完全認同一味重刑的霸道。 </p><p>　　余論呂思勉曾說，《尸子》“確為先秦古籍，殊為可寶”。呂思勉還指出，《尸子》“實足以通儒、道、名、法四家之郵”。（參見：呂思勉.經(jīng)子解題?尸子[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194-196.）另外，有學位論文全面研究《尸子》之文獻價值。（參見：李文鋒.《尸子》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6

70、：9-31.）然而，觀《尸子》之斷簡殘篇，卻不及道家之博大、儒家之深邃、墨家之雄渾、法家之犀利。上卷之篇目頗為旁通曲鬯，偶有微言大義，惜乎語焉不詳，未免“術(shù)通文鈍”（《文心雕龍?諸子》） 劉勰謂尸佼在思想上“兼總于雜術(shù)”，而在文學上“術(shù)通而文鈍”。（參見：劉勰.文心雕龍[M].王志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201-206.）；下卷所輯錄后人鉤沉寥寥數(shù)語，多為上古掌故，義理貧瘠，豈非“雜錯漫羨”？ 　　然而，諸子時代，官學失守，

71、道術(shù)為天下裂，百家蜂出并作，紛立新說，“彷佛各有一把開啟各自房門的鑰匙卻沒有通用于各個房門的萬能鑰匙，不足以應(yīng)付日新月異的歷史變化與瞬息萬變的社會需要?！盵16]尸佼雜學之價值正在于“通眾家之意”，顯露出以“王治”為原則，整合“取合諸侯”的諸家法思想</p><p>　　從王官之學到諸子百家，從諸子百家到漢代儒術(shù)，恰是一個隨政治態(tài)勢亦步亦趨的文化思想分裂復(fù)統(tǒng)一的歷程。鑿?fù)豕賹W之竅而突破創(chuàng)發(fā)的各家子學，兼采它家別說

72、力圖話語覆蓋范圍的圓融完滿，并朝向治道法術(shù)領(lǐng)地拓充合流，是中國思想發(fā)展史的本質(zhì)特征。博通宏旨之標揭（“去私”）、思想范疇之圓融（“道仁義”）、知識方法之整合（“制分正名”）、治術(shù)路向之合攏（“用賢”與“案法”），乃是圓實意識形態(tài)主旨、填復(fù)官學總貌的必由之路，雜家尸佼之學，蓋能一一發(fā)其端緒。此種融合諸家的思想綜合取向，尸佼創(chuàng)議于前，荀卿、賈誼、董仲舒踵武于后。唐君毅說：“諸家分流以后，左右采獲，以求反于一本之思想潮流，秦漢之際之一轉(zhuǎn)捩思想

73、也。……唯漢興以后，乃實現(xiàn)先秦諸子所向往之文化凝合之理想。”[19]漢代百家學術(shù)終趨向治道法術(shù)攏合，觀諸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思想、漢家“霸王道雜之”的意識形態(tài)（《漢書?元帝紀》），“其統(tǒng)一的旗幟是儒家，統(tǒng)一的精神是雜家?！盵20]回觀先秦雜家尸佼之學，揚“去私”精神，陳雜家旨趣，既博采眾家優(yōu)長之說，又能提挈精義以立綱維；既融洽凝合千端萬緒，又能獨出機杼而發(fā)治道王曉波更強調(diào)尸佼之學的創(chuàng)新成分：“（尸子）把老子要求對待</p>

74、<p><b>　　參考文獻： </b></p><p>　　[1]李守奎，李軼.尸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 </p><p>　　[2]張琦翔.秦漢雜家學術(shù)[M].北平：金華印書局，1948：1. </p><p>　　[3]潘俊杰.先秦雜家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05：108-109. <

75、;/p><p>　　[4]林俊宏.《尸子》政治思想[J].政治科學論叢，2000（12）：52. </p><p>　　[5]陳復(fù).由內(nèi)圣而外王：尸子心學的意蘊與啟思[G]//林文華.第四屆先秦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范大學國文學系，2001：221-247. </p><p>　　[6]許青春.先秦雜家義利觀探微[J].濟南大學學報，2006（5）：75. &l

76、t;/p><p>　　[7]王曉波.兼儒墨、合名法――《尸子》的哲學思想及其論辯[J].臺灣大學哲學論評，2008，36：56. </p><p>　　[8]蒙文通.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M]//蒙文通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222. </p><p>　　[9]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C]//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shù)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

77、302-305. </p><p>　　[10]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62. </p><p>　　[11]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C].胡適學術(shù)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 594. </p><p>　　[12]馬騰.儒家“中庸”之傳統(tǒng)法文化觀照[J].北方法學，2011（2）：139. </p>&l

78、t;p>　　[13]魏宗禹.尸佼思想簡論[J].山西大學學報，1990（2）：12. </p><p>　　[14]鐘泰.中國哲學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39. </p><p>　　[15]水渭松.新譯尸子讀本[M].臺北：三民書局，1997：2-3. </p><p>　　[16]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復(fù)旦大學出版社，2

79、009：210. </p><p>　　[17]蔣伯潛.諸子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8. </p><p>　　[18]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511. </p><p>　　[19]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49. </p><p&

80、gt;　　[20]孟天運.雜家新論[J].哲學研究，2001（11）：66. </p><p>　　Abstract：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Shi Jiao set up Zajia School （the Eclectics）， which advocated Qusi （denouncing selfishness） as i

81、ts core idea， and incorporated other schools’ theories suited for various states based on political pragmatism. His theory centered on the Taoist philosophy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aimed at an ideal world with “few

82、undertakings but full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included the idea of Ren Yi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p><p>　　Key Words： Shi Jiao； Zajia（the Eclectics）； Shang Yang； Qusi（denouncing 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