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介入與村民行動——汶川地震后羌族村寨社會結構重組的研究.pdf

1、5.12汶川大地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其中受災最嚴重的是四川的山區(qū)以及周邊地區(qū)，這恰恰是我國最為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的聚居地。為數不多的羌族在這次地震中遭到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他們在震后的恢復情況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目前災后重建工作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黨和國家投入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予以支持，以期盡快幫助災民擺脫地震的負面影響。但地震的破壞涉及到方方面面，災后重建過程中也面臨著大量的現實問題需要解決。而且重建政策在城鎮(zhèn)和農村不盡

2、相同:城鎮(zhèn)由各個省市進行對口援助，有統(tǒng)一的規(guī)劃;而農村，尤其是受災不是非常嚴重的村莊，則更多的需要自我恢復的能力。這就給本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觀察羌族村寨在社會結構重組過程和模式，故筆者在本文著重關注羌族村寨在災后村莊秩序的恢復和社會結構的重組問題。本文是作者和項目組成員在兩次深入實地調查地點，運用結構訪談法和深度的個案訪談，加之與當地羌族人民共同生活的觀察完成的一篇論文。在本篇論文中，筆者選取了“國家—社會”視角對災后重建中，國家

3、力量的介入和村民行動的互動情形進行了描述和研究。同時，文章在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一項地震社會學和災害社會學研究，因為本文試圖通過對在救助和重建中，對震后日常生活的應急、震后經濟生產的恢復、震后宗教信仰的維續(xù)、村莊基礎設施的改造、公共服務的提供、房屋重建的爭端等內容進行了描述。通過對上述內容的分析，本文的落腳點放在國家和村民兩者各自的行動邏輯和國家的資源提供方式，以闡釋震后村莊社會結構重組的模式。通過對這種模式的形成要素進行深入解析，筆者對

4、遭遇重大破壞的農村社會結構的再生成給予歸納性總結和理論升華。本文的理論創(chuàng)新點在于提出了一組關于國家和村民互動模式，它們分別是基于鄉(xiāng)村內部的私人領域，基于國家范疇的公共領域和國家-鄉(xiāng)村交織在一起的共生領域。這三個領域的形態(tài)各不相同，并且在行動主體，實踐領域、功能和價值取向上各有特點。這三者基本上涵蓋了災后羌族村寨的生活秩序和社會結構從無序逐漸走向穩(wěn)定的基本形態(tài)。因為一個羌族村寨作為一個完整的社會系統(tǒng)，在應對變化的社會環(huán)境時，通常能啟動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