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權的限度——一種“純粹的整體性人權觀”.pdf

1、依憑符號學上的“所指”與“能指”這對概念,我們提出了“人權所指”與“人權能指”的概念,并且“人權能指”和“人權所指”統(tǒng)一于“人權”語詞。這一認知提供了一種理解人權范疇的純粹的整體性視角,在這一視角里,我們對人權本體論和認識論作了綱領性與建設性批判,進而提出了人權合法性問題對人權的挑戰(zhàn)。
　　 對“人權所指”的理解被限定在人權本體論的范圍之內——更為確切地說是從“人權＼權利”關系的關聯(lián)性視角,指陳“人權所指的混亂不堪”以及“人權本

2、體論問題上最致命的方法論錯誤”,以及這一方法論錯誤所造成的“理論惡果”,進而提出了“人權范疇自主性”的觀點,以純化人權概念。
　　 對“人權能指”的論述則被“限定”在三種典型的人權敘事模式之中(自然人權觀、低限人權觀、普遍主義人權觀)。不過既然是“能指”,也就意味著這一體系是開放式的,在人權范疇認識論上必然會存在其它多種不同的理論敘事。這些多重的理論敘事不斷進行著人權主題的重奏。
　　 人權所指的混亂以及人權能指開放,一

3、方面使得當代人權發(fā)展的不同理路各執(zhí)一端,另一方面也盡可能地表達了人權理論范疇展開的最大可能。只是,面對這些迥異的“人權能指”,或許我們會無可避免地長期陷入對“人權”的如下糾問之中:在高度歷史化的世界里建立一種穩(wěn)固的人權理論是否可能?對人權的合法性的追問也就源于此。阿倫特和杜茲納的“人權終結論”不但拆解了自然主義、低限主義、普遍主義人權所呈現(xiàn)的宏大敘事,也對啟蒙以來所形成的人權傳統(tǒng)的合法性基礎提出了深刻質疑。這種質疑可以看作是對以往人權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