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ultura -Mis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thics-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ong Gao Liang Jia Zu_24026.pdf

1、跨文化交流背景下，文化誤譯作為一種獨特現象在文學翻譯中有其必然性，著名翻譯理論家謝天振所言:“誤譯能特別鮮明、突出地反映異質文化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有意識地誤譯通常是為了強行引入或介紹外來文化，或迎合本民族讀者的文化心態(tài)和接受習慣”（謝天振，1999）。此乃翻譯文化研究的交集點。然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翻譯界涌現“文化轉向”以來，中外學者對翻譯理解發(fā)生了實質性交化。事實上，翻譯活動不僅僅是異語間的簡單轉換，而且涵蓋了一些諸如政治、經濟

2、和文化等重要外在因素，涉及到了人與人之間交際問題。由此可見，翻譯活動作為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屬于倫理活動范疇，倫理涉及到一定社會的基本人際關系規(guī)范及其相應道德準則，翻譯則渴求倫理來對其進行規(guī)范指導。
　　 究其發(fā)展史，翻譯研究大致歷經了語文學、現代語言學以及文化學三大階段(潘文國，2002:257-265)。在經歷了文化學熱潮之后，不少西方翻譯學者如:安托瓦納·貝爾曼、安東尼·皮姆和勞倫斯·韋努蒂等提出了翻譯研究

3、的倫理回歸，并引發(fā)了翻譯界熱議。繼而，他們就翻譯倫理各抒己見，其中安德魯·切斯特曼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他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五大翻譯倫理模式，分別為再現倫理—再現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圖和文化;服務倫理—翻譯最終要符合客戶要求，實現由委托人和譯者共同商榷的目標;交際倫理—將重心置于跨文化交際下與“他者”進行交流而且突顯了譯者在“交互文化空間”中的職責;基于規(guī)范倫理—忠實于譯入語文化規(guī)范，忠實于讀者，滿足于特定文化期待。除此之外，切斯特曼基于

4、這四種倫理模式另增承諾倫理—履行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和誓言，力爭優(yōu)秀譯作，成為一名優(yōu)秀翻譯家。他根據自己的五大倫理模式細述了當前對翻譯倫理的看法，由此為翻譯思想與實踐研究以及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譯現象提供了多維度視角。
　　 本文擬從翻譯倫理這一較新視閾來研析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譯現象并以美國學者葛浩文英譯紅高粱家族為例。本文通過將原文和譯文中的具體事例來對比分析文化誤譯現象，同時闡明了文化誤譯受各種主客觀因素影響致使其有不同表現形式及不可

5、避免性。葛浩文基于自己政治觀點、譯作翻譯目的以及譯作讀者群，并從目的語讀者和目的語文化角度翻譯了此本小說，換而言之，譯者認為當基于規(guī)范倫理和再現倫理產生沖突時應讓服務倫理和交際倫理來進行協調。其實，紅高粱家族中的文化誤譯現象也可看成一種翻譯策略以遵守翻譯倫理中的某種模式。
　　 本文除引言和結語外共分四章。
　　 第一章翻譯倫理概述，介紹了翻譯倫理之含義，國內外相關研究及述評。
　　 第二章簡述了文化誤譯在國內外

6、之研究，并闡釋其定義及分類，接著引用事例探析紅高粱中的文化誤譯現象。
　　 第三章從翻譯倫理視角來闡明紅高粱中的文化誤譯現象，分析導致文化誤譯的影響因素，由于這些因素存在致使文化誤譯在文學翻譯中具有必然性。翻譯倫理模式間本身存有沖突，也為文化誤譯留有余地，此時翻譯倫理間的協調對于解決文化誤譯沖突顯得尤為重要。
　　 第四章探析了紅高粱中文化誤譯的效果，即積極效果和消極效果。積極效果表現于豐富了異國間的文學內涵和文化知識，

7、并提高了譯者的倫理意識等，但消極效果則凸現了在翻譯過程中原語文化意象在譯語中的缺損，傳達原作力度不夠以及文化霸權主義的顯現。同時指出了文化誤譯對翻譯倫理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結語歸納了全文內容。作者認為無論是有意誤譯還是無意誤譯都不應視為翻譯主流。就紅高粱中的文化誤譯而言，譯者翻譯時應至少遵循其中一種倫理模式。當倫理間模式產生沖突時應尋求其他倫理模式以協調矛盾，一般而言，譯者會選擇遵守基于規(guī)范倫理來指導其翻譯行為，以滿足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