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型組織的績效標準與評估方法的研究.

1、1效率型組織的績效標準與評估方法的研究王強（東南大學產業(yè)組織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摘要]組織的績效標準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組織的目標，評估方法的科學則保證了組織績效信息的真實可靠性、公平性，對組織成員具有導向作用。績效標準與評估方法制訂得不合理、不科學、不完善，對于政府會導致其公共性減弱、經濟人色彩濃厚、職能轉變遲緩、公共權力運作失范、經濟發(fā)展缺乏持續(xù)的市場動力；對于高校等研究組織會嚴重影響其科技創(chuàng)新、誤導科研人員。本研究擬通過理論分析

2、、案例對比、實地考察調研，重建效率型組織（政府與高校）績效的考核績效指標體系和評估機制。效率型組織主要是指政府與國立學校?？冃В话憬忉尀槌煽?、成效。該詞用在社會經濟管理活動方面，其含義是“社會管理活動的結果及成效”。對于效益型組織——公司企業(yè)來說的公司績效，就是這個含義。當績效用于對效率型組織——政府行為成果的考核時，反映政府的績效，其含義往往更廣泛一些，指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業(yè)績、效果和效率，是政府能力的基本體現。所謂政府績效，就是指

3、政府在管理活動中的結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實現其意志過程中體現出的管理能力。政府績效標準是評判政府管理水平和運作效率的重要依據，應以經濟績效、社會績效、文化績效、政治績效為主要內容。政治績效主要指政治生產力以及政治產品，即政策的形成與貫徹；經濟績效主要是指經濟增長與穩(wěn)定中政府的導向作用，其中通貨膨脹、失業(yè)、收入分配等是重要的參數；文化績效主要指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互補與滲透，以及文化的繁榮與整合；社會績效主

4、要指社會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其中安全與犯罪、公平與正義、福利與貧困、穩(wěn)定與動亂等指標是重要的參數。這幾方面績效的大小反映的是政府能力的大小與強弱。高校對教師、研究人員的績效標準有缺陷，也會給他們傳遞錯誤的激勵信號，影響我國科技創(chuàng)新與教育水平的進步。目前效率型組織績效考核中存在的問題：在中國，誰懂得最多？官員似乎什么都懂，或者應當什么都懂?！耙岳魹閹煛保怨湃绱?。學術的是非要指示，文藝的優(yōu)劣要評判，建筑設計要審定，科研成果要評判。據粗略統(tǒng)計，需

5、要官員審批定奪的事項，僅中央各部委就有兩千八百多項，還不算地方各級規(guī)定的事項?！吧虾徟椖繑凳?027項，開發(fā)商如要在滬投資一個建設項目，僅通過各項審批環(huán)節(jié)所花費的時間就要300天！”1政府官員應管的事情——創(chuàng)造各行業(yè)順利發(fā)展的經濟環(huán)境、法制環(huán)境和政務服務——卻多半撂了荒。最近上海開始清理審批事項，目標是把審批事項從2000多項減少到1000項左右，建設項目的審批環(huán)節(jié)要從300天減到100天左右。政府一直忙于考評其他各行各業(yè)的業(yè)績，惟

6、獨對政府自己這樣一個效率型組織的業(yè)績政府一直忙于考評其他各行各業(yè)的業(yè)績，惟獨對政府自己這樣一個效率型組織的業(yè)績1“在權力與服務間劃個等號”，馬美菱，《文匯報》，2001年12月18日“文匯時評”欄目。3國GDP增長8％是政治任務，保證我省GDP增長9％也是政治任務，必須完成，并把經濟增長分解為各項硬指表下達給各地市廳局。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同志說，這個會與1958年大躍進時的大會一模一樣。那年這個省GDP增長9％?！倍笜?、任務的派發(fā)。

7、崗位目標責任制是派發(fā)指標和任務的“制度化”方式。上級組織的產值、利潤、成本、工資獎金等各項指標體系作為指令性計劃指標下達給下級組織，作為下一級組織必須完成的目標責任。獎勵措施包括提級、提資、發(fā)獎金等，懲罰措施包括限期調離等。三，指標任務的完成，依靠爭資金、上項目、鋪攤子。資金越多，項目就會立得越多，攤子也會鋪得越大，這樣一來就會刺激經濟擴張，造成到處是工地的熱氣騰騰的局面。以跑資金、上項目的多少作為考核政績的標準。四，指標任務完成的評價

8、。評價是通過組織部門對干部的年度考核，干部述職報告以及工作報告雙向進行。評價的標準則是項目、資金數量以及各種經濟指標的增長幅度。帶來問題：從政府的行政效率來看，存在管理效率低下，辦事拖拉，投資環(huán)境較差。政府行為短期化，好大喜功，追求表面政績，政府行為短期化，好大喜功，追求表面政績，“數字出官”“數字出官”、“官出數字”“官出數字”、“數字出成“數字出成績”績”，在統(tǒng)計上弄虛作假，有關國民經濟指標數字不實，在統(tǒng)計上弄虛作假，有關國民經濟指

9、標數字不實7。下級為了減輕自己的指標壓力，會突出成績，隱藏失誤，在統(tǒng)計數字上做文章。在我國官本位體制下，數字出政績，政績可升官，而又沒有一個嚴格的透明度制度可以監(jiān)督造假行為，這就刺激各級政府官員利用權力、信息不對稱或信息優(yōu)勢來降低本地區(qū)（部門）信息的真實性，從中獲利?！艾F在，判斷一個地方的政績如何，基本上還是按經濟指標的高低排座次，有些地方更要每年張榜競賽。愛面子的地方領導上報數字時，便先要打探清楚左鄰右舍的底細再進行“調整”。我們總以

10、為，此類爭先評優(yōu)的做法可以激勵落后地區(qū)，哪知道許多人反做了它的俘虜。這也許正是各級政府領導不肯放棄“數字游戲”的原因之一?！?據文獻[18]，2000年湖北各地統(tǒng)計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繼出現大幅度“擠水”，荊州、宜昌、十堰、孝感、恩施等地市州ＧＤＰ共銳減８００億左右。在湖北省人大的監(jiān)督下，湖北省各地開始重新評估、核實、訂正ＧＤＰ，具體的操作辦法是：以１９９８年為調整基數，根據財政收入、投資消費額、地方稅收、城鎮(zhèn)居民和農民收入等占ＧＤＰ的比重

11、來調減各地ＧＤＰ的核算數，擠掉以前的那些數字水分。多年來，湖北對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實行省、市、縣三級核算，而不是逐級匯總層層上報。由于一些地方領導相互攀比，加上各級統(tǒng)計部門的測算方法、標本選擇、人員素質等諸多方面產生的差異，致使ＧＤＰ核算數在省與市州之間、市州與所轄縣市之間，形成的一個巨大的“腫塊”。到１９９８年，全省地市州ＧＤＰ總數比省政府核算的數字高出８００億左右。由于各級政府之間存在的“數字腫塊”，使省、市州、縣市區(qū)的ＧＤＰ與工農

12、業(yè)產值、稅收、投資、消費總額之間無法正常銜接，與本地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相距甚遠，對于各級政府的科學決策來說，是遺患無窮的禍根i。在數字指標的壓力下，連法律機關這樣神圣的部門也開始造假?！?000年7月，東北某市公安局下發(fā)通知，決定在全市開展為期三個月的追逃專項斗爭。通知明確要求各級公安局逃犯的抓捕率要達到50％，通知還規(guī)定了一系列獎懲措施。結果，該市轄下的某市公安局降低上網通緝標準，竟將11名屬治安案件且已處理完畢的人員列為“追逃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