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論觀照下的戲劇翻譯——以王爾德《理想丈夫》為例_11611.pdf

1、本文是目的論觀照下對于王爾德戲劇《理想丈夫》兩個中文譯本進行比較研究。本文運用目的論的方法和原則，試圖總結(jié)出其對戲劇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啟示，本文選擇《理想丈夫》作為案例進行分析。戲劇是自古就存在的一種舞臺表演形式，它的二元性使它獨立于其它的文學形式。戲劇二元性是指，一方面，戲劇作為舞臺表演的形式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另一方面，經(jīng)典的戲劇可以作為文學作品供讀者閱讀。作為舞臺表演的劇本，它要求文本能讓目標語觀眾接受，而作為文學作品則需要其保留源文本

2、的特色，戲劇二元性為譯者帶來了困難，針對不同的目的，譯者需要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截然不同的。
　　對于戲劇翻譯的研究有著名的戲劇符號學理論，布拉格學派學者首先將符號學運用到戲劇翻譯中，之后80年代初，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奈根據(jù)戲劇符號學的觀點提出戲劇翻譯的衡量標準，即“可表演性”，90年代之后“可表演性”和“可讀性”變成了戲劇翻譯理論爭論的焦點。我國學者對于戲劇翻譯的研究，很多借鑒了這一理論。目的論是產(chǎn)生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功能理論當

3、中的核心理論，即翻譯目的決定了譯者應當采取何種翻譯策略，以及是衡量一個作品是否成功的關(guān)鍵是目標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是否能發(fā)揮在源語文化中同樣的功能，這一理論給戲劇翻譯帶來了啟示。
　　本文是對于王爾德戲劇《理想丈夫》兩個中文譯本進行比較研究。一個譯本來自臺灣余光中1998年的版本，另一個來自于大陸的文心2002年的版本。本文試圖從目的論的視角出發(fā)，進行這兩個譯本的對比研究。通過語言范疇和文化范疇的比較，推導兩位譯者各自的翻譯目的。通

4、過對比發(fā)現(xiàn)，從語言角度看來余光中較多使用意譯策略來保留戲劇語言的特點，從文化角度看來余光中在翻譯時既保留了形式也翻譯出了含義。文心較多的采用直譯的方式，從語言角度看，戲劇語言的許多特點沒有展現(xiàn)在他的譯文當中，從文化角度看，他多使用加注或者直譯的方式。因此，在目的論的關(guān)照下，作者認為余光中的翻譯目的是兼顧戲劇二重性，既為觀眾也為讀者翻譯《理想丈夫》，而文心則是單純的將這一文本作為文學作品來翻譯。余光中和文心，特別是余光中的言論支持了本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