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馬寅初稅收思想研究

1、<p>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馬寅初稅收思想研究</p><p>　　摘要：馬寅初是近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在財政金融領域創(chuàng)見卓著，提出了對民國經濟建設影響深遠的稅制改革建議。他的稅制改革思想，既能符合學理，又能結合中國國情，為政府的理論界所重視。 </p><p>　　關鍵詞：馬寅初；稅收思想；稅制改革 </p><p>　　中圖分類號：K262.9 文獻標

2、識碼：A </p><p>　　文章編號：1005-913X（2014）02-0059-02 </p><p>　　馬寅初 （1882—1982），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北洋大學工學學士，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先后在北京大學、中央大學和上海交通大擔任教授。并歷任浙江省省府委員、南京政府立法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經濟委員會委員長。解放后歷任浙江大學校長、中央人民

3、政府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校長等職。主要著作有《通貨新論》、《財政學與中國財政》等。 </p><p>　　一、南京國民政府前期的稅收思想 </p><p>　　在南京國民政府前期，馬寅初對當時的稅制現狀甚為不滿，并提出了相應的改革思想。他說：“現階段之中國財政，本身尚無一個現代化的系統(tǒng)，一切措施，似以獲取財政收入為唯一目的。不僅與現代租稅原則不相吻合，

4、即揆諸我國古代經濟思想，亦殊多未合。古代經濟思想，雖不發(fā)達，但于賦稅一層，不無見地。儒家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皆主負擔均而分配平，與現代租稅之社會原則，若合符節(jié)。儒家又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藏富于民之意，亦是培養(yǎng)稅源之意，其思想與現代租稅之經濟原則，如出一轍。雖為現代學者所景從，但不為今日政府官吏所遵守。然歷代當國者，頗受儒家思想之影響，恒以‘省刑罰，薄稅斂’為治國急務。事實上

5、，國君能與民休息，則享國日久。若征斂無度，必激起民變。此中隱隱然受租稅原則之支配也”。[1] </p><p>　　接下來，他對稅收制度提出了改進意見。他先強調稅制改革的總體原則應該是“賦稅應依納稅人的擔稅能力而征課，富人的擔稅能力大，所以應多納賦稅，是財政學上千古不廢的原則。唯有把歲出的負擔加在富人身上，才可以使富人感覺到龐大的支出于他們不利，必先使他們受了打擊，方能逼他們與貧民打成一片，向政府要求平衡預算”。

6、[2]對于改革的方向，他認為應該是“改良間接稅即所以減輕貧民之賦稅，增加遺產稅、所得稅、公司營業(yè)稅等，以重富人之賦稅。此為均富政策之一，且與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亦相符合”。[3]在此基礎上，他首先對稅收體制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現行的劃分地方稅中對縣稅的規(guī)定太少，地方只能依靠開征附加稅，不利于健全稅制?！皩τ趪貎啥悾?雖分別名目，極為詳晰；但在地方稅中，省與縣之界限，未曾確定，故何者為省稅，何者為縣稅，混合不清。影響所及，所有地方稅源均

7、為省方所有，縣地方只有增設附加以分其余瀝，或征收苛雜捐稅以資挹注。因為依賴苛雜附加，不免橫征暴斂，擾及閭閻。民十六、民十七兩次國地收支劃分標準案，雖放棄附加制，改為稅源劃分制，但以地方稅并未劃分省稅與縣稅，縣地方不得不以附加于省稅的方式來籌款，故附加稅適用之范</p><p>　　馬寅初還對具體稅種進行論述。對于關稅，他客觀地指出盡管國民政府1928年名義上取得自主權，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當時中國尚未實現真正的關稅自

8、主：“關稅之征收，完全為財政目的，并不含有保護國內產業(yè)的作用在內。關稅自主之后，依舊不能改觀。在國家財政未辟新稅源以前，放棄海關為純粹稅收機關之策略，當然不能貿然采用，勉強采用，殊屬不智。但為保護國內產業(yè)起見，自不能不在稅收與保護兩者之間，權衡輕重，酌量兼顧”。然而，“修改稅則，即在已獲得自主權的今日，亦非中國片面可為之事，首先必須獲得美國之諒解，且不得引起他國之報復運動，與國際關稅壁壘之阻礙吾國出口貿易之發(fā)展”。最后，他指出：“吾國在

9、今日仍滯留于自主過渡期間中，離完全自主時代尚遠也”。[1]對于鹽稅，他說：“國人喜吃便宜之私鹽也，但政府之稅收減少矣。按鹽稅實為平民稅，貧富之人所食之鹽相等，富人不以其富有而多吃鹽。故我以為鹽價不宜太昂。欲使之低降，必須改良鹽稅、取消引界，實行自由買賣，勛鹽價自平，私鹽無從發(fā)生，稅收自可增加”。[4] 對于當時討論得很熱的開征遺產稅的提議，他表示贊成：“遺產稅自表面觀之，雖課及財產，但不妨害負稅者經濟能力增進之程度。遺產稅</p&

10、gt;<p>　　二、抗戰(zhàn)時期的稅收思想 </p><p>　　在抗戰(zhàn)即將爆發(fā)之際，馬寅初已對國家下一步的經濟形勢有所預測，他在《中央日報》上發(fā)表議論：“非常時期的國家財政，應以開征所得稅為主要收入”。[5]具體原因在于，“關、鹽、統(tǒng)三稅皆為貨物稅，戰(zhàn)事一起，?？诒环猓P稅斷絕。產鹽區(qū)域多在沿海各省，萬一失守，不但鹽稅無著，即食鹽亦成問題。中國工廠均在沿?？诎叮缺粩橙苏既?，則統(tǒng)稅亦去。此三稅者實為

11、中央政府之生命線，而今不絕如縷，安可不另籌新稅以謀抵補？新稅之籌劃，固不僅限于所得稅一項。他如遺產稅、地價稅，無不可辦，但余則以為所得稅尤須先辦，使人民養(yǎng)成納稅之習慣，至戰(zhàn)時適可提高稅率，以資挹注。征收所得稅則直接為富人所負擔，不能轉嫁，亦不影響于物價，所得稅之基礎既立，則于戰(zhàn)時可以征收暴利所得稅，以服一般人之心。如此辦理，窮人出力，富人出錢，負擔公平，策之上也”。[6]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馬寅初又兩次著文提議對發(fā)國難財者開征臨時財產稅

12、：“在抗戰(zhàn)期中負擔戰(zhàn)費者為消費者與領固定薪資之公務人員與知識階級，而奸商貪官反乘吾人之危，驟致巨富。不公不平，莫過于此。吾之主張，抗戰(zhàn)期中首三年之戰(zhàn)費，吾人固已負擔，惟第四年之戰(zhàn)費與夫戰(zhàn)事結束后之整理與建設經費則應取之于發(fā)</p><p>　　對于抗戰(zhàn)前期南京國民政府開征的遺產稅，有人主張仿行美國的綜合稅制，即先征分遺產稅（繼承稅）之后再征總遺產稅，認為這樣更符合公平原則。馬寅初則表示反對，他說； “稅制之公平是

13、一事，公平稅制能否推行，又是一事。在向不重視直接稅之中國而欲籌辦新的直接稅，似應著重于‘推行’，不宜拘泥于‘公平’兩字 … … 吾人要知負擔公平，固為租稅原則之一，但在施行租稅制上著想，如何能使新稅易于推行，尤覺重要。蓋新稅之推行，須使人民對于稅制有相當之認識及習慣，則易于收效，否則窒礙叢生，流弊極大，雖理論上甚為公平之稅制，事實上或招致極不公平之結果”。他就中美兩國的國情進行了比較，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和經濟制度不適合同時并征兩種遺產稅

14、，主張實行單行總遺產稅制。遺產稅條例頒布實行后，馬寅初對其進行了客觀的評價：“只就遺產總額征收之，稅率甚輕，免稅額亦寬，累進稅率亦緩，且只就超額遺產之稅率，采用累進制”。 </p><p>　　三、 抗戰(zhàn)勝利后的稅收思想 </p><p>　　戰(zhàn)后南京國民政府擬開征交易所稅和交易稅，馬寅初撰文支持：“一般交易稅以大部分貨物的交易或勞務的提供為課稅之目的物，不問其為日常必需品或奢侈品，一律課

15、以同一之稅率，所以產生了種種不平。交易所之交易稅僅就交易所經紀人經手買賣之物品課稅”，“一般交易稅對于資本周轉次數少而獲利甚大之營業(yè)有良好的影響，但不利于周轉次數多而獲利甚少之營業(yè)。交易所之交易稅沒有這種現象。它是一種特別交易稅，目的在于取締盛行之投機風氣，故于每筆交易的數目，超過某一限度以上時，格外加重其稅率”，“一般交易稅對于橫的或縱的分業(yè)經營有惡劣的影響。每一種制造，自原料生產以至于制成品出售，其間每一過程的交易，均課以同一之稅率

16、，過程愈多，課稅愈多，故大公司占小便宜而小公司吃大虧。交易所的物品交易，均系大量買賣。小企業(yè)生產者多不參加。開征交易所的交易稅，不啻對于投機性的大量交易加以負擔，而不課及零售交易”。[2] </p><p>　　對于戰(zhàn)后的關稅政策，馬寅初指出“因受過去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絕不能自由，無論從國民經濟方面觀察或財政方面觀察，均為無可救藥之弊害”，所以要自主制訂關稅政策。在具體政策導向上，他冷靜地分析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條

17、件，提出既不能完全采自由貿易主義，也不應純粹的進行產業(yè)保護，而是應該采用一種折中的關稅政策：“中國產業(yè)落后，要采極端之自由貿易政策及保護貿易政策，均不可行，因為極端自由貿易政策將予中國之幼稚工業(yè)以致命之打擊；而極端之保護政策，又因中國需要美、蘇、英三國之幫助，復有礙于國際局勢，亦不可行，尤其是在經濟建設之目標下，不宜引起友邦不必要的反感。因此吾人不能再采極端之保護貿易政策，再造出戰(zhàn)爭之原因。保護政策固須采用，但非極端自由貿易政策，于可能

18、范圍內，亦可采用，但亦非絕對自由，而是于保護及自由二者之間，尋以折中之路。因為在現世界中，中國一面要培植幼稚工業(yè)，而不能采極端之放任自由；同時又不能于世界上孤立無援，而斷然采取極端保護貿易”。[2] </p><p>　　這個時期馬寅初還對中國的賦稅體系提出了進一步劃分的建議。首先，他對中央和地方權限的劃分進行剖析，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央政令，必以省為樞紐，承上啟下。省財政之重建，乃下次改訂收支系統(tǒng)之要點”。[2]

19、接著，他以教育、社會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為例，對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做了很具體形象的分配：“至于教育文化，則高等教育及研究機關，就原則言，屬于國家。中等教育屬于省，但如省之財力充裕，未始不可兼辦大學。以今日的情形言，初中、小學校及職業(yè)教育，多由市縣辦理或管制。社會救濟，包括救貧、養(yǎng)老、慈幼、殘廢贍給、莠民教育等等，在過去皆由縣地方任之。如范圍較大，非縣之財力所能任；省不能任，由國家任之。至于衛(wèi)生機關之設置，則衛(wèi)生院設于縣，分院設于重要鄉(xiāng)鎮(zhèn)，診

20、療所設于不重要的鄉(xiāng)鎮(zhèn)，而醫(yī)院設于省會及重要地區(qū)，可以收容病情較重，治療手術較繁之病人。在全國各大都市及首都，中央亦當設立規(guī)模極大之醫(yī)院，以濟地方醫(yī)院之窮。全盤合計，可以構成一個嚴密的衛(wèi)生機構網”。[2]最后，他擬定了一個稅源劃分的方案：“所得稅、關稅、鹽稅（專賣）、遺產稅等應劃分中央，土地稅應劃歸縣地方，營業(yè)稅應劃歸省，再以補助金協(xié)助金的辦法，各級政府可以一部分的</p><p>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得出來，馬

21、寅初的稅制改革思想，既能符合學理，又能結合中國國情，提出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政府和理論界所重視。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其稅收思想仍然影響著政府部門的稅收政策決策，可謂功在千秋是矣。 </p><p><b>　　參考文獻： </b></p><p>　　[1] 馬寅初.財政學與中國財政：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p>

22、;<p>　　[2] 馬寅初.財政學與中國財政：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p><p>　　[3] 馬寅初.吾國稅制亟應適用均富政策[J].民國時報·雙十周刊，1927-10-10. </p><p>　　[4] 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一輯下冊[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3325. </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