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操縱學派看譯者主體性——以五四時期王爾德童話漢譯為例

1、 從操縱學派看譯者主體性 從操縱學派看譯者主體性 —以五四時期王爾德童話漢譯為例 以五四時期王爾德童話漢譯為例 A Study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under the Manipulation School —Take the Translation of Oscar Wilde’s Children Literature in the May 4th Period as an Example 學科

2、專業(yè)：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研 究 生：王妍 指導教師：賈欣嵐 副教授 天津大學文法學院 二零一三年五月 I 摘 要 翻譯活動在人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譯者的主體性為人們所忽視。譯者被認為是作者的仆人、翻譯機器、或者舌人。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研究從歸約性研究轉為描述性研究，學者們不再研究“應當如何翻譯”的問題，而是將關注點轉移為“為什么這樣翻譯”的問題，譯者在翻譯中的主體性地位逐漸得到認可。 作為文化轉向中

3、的一個重要流派，操縱學派將注意力放在了譯者主體性上。該學派認為，從譯入語文學的角度講，所有翻譯都是帶有一定目的的對原文的操縱。操縱學派指出，譯者的翻譯活動受到三方面的制約：贊助人、詩學和意識形態(tài)。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譯者有目的地對原文進行操縱。贊助人、詩學和意識形態(tài)三方面對譯者的影響都是譯者主體性的體現(xiàn)。 五四時期的中國處于一個特殊的時代，譯者的工作不僅僅是進行語言轉化，更影響著時代的發(fā)展。這個時期的翻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翻譯文學被賦

4、予了政治和歷史意義。在這一時期，王爾德童話的翻譯在中國經歷了史無前例的興盛，而這興盛的背后有著豐富的社會歷史背景。譯者在對王爾德童話的文本和翻譯策略進行選擇時必然深受當時中國文化背景的影響。本文基于操縱學派的觀點，從贊助人、詩學和意識形態(tài)三個方面分析了這一時期譯者在翻譯王爾德童話過程中所受到的譯入語文化的影響，而這些方面對譯者及其翻譯目的的影響恰好就是譯者超越原文和作者，實現(xiàn)其主體性的地方。 從分析中可以發(fā)現(xiàn)，譯者對王爾德童話的選擇和翻